医疗活动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借助其医学知识、专业技术、仪器设备及药物等手段，为患者提供的紧急救治、检查、诊断、治疗、护理、保健、医疗美容以及为此服务的后勤和管理等维护患者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活动的总和。^[1]在此过程中医方和患方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和纠葛都可称为医疗纠纷，即广义上的医疗纠纷（medical dispute）。广义医疗纠纷既包括双方对诊疗行为后果不满意及产生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发生的纠纷，也包括围绕医院的后勤、管理以及医疗费用、服务态度等发生的纠纷。狭义上的医疗纠纷（medical malpractice）仅指医患双方对医疗结果及其与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存在分歧而产生的、需要依特定的法律规则予以查明与解决的纠纷，包括患方认为医疗损害是由医方的医疗行为有过错或者未履行相应的说明告知义务而引发的纠纷。狭义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表现在四方面：①须有一个医方的医疗行为，即属于医源性纠纷；②须有一个患方不满意或不可接受之医疗结果；③医患双方对这一不满意或不可接受之医疗结果及其原因的认识存在分歧并形成争议，患方请求赔偿或提出其他要求（如重新做一次手术、返还医药费等）；④纠纷的查明及争议的解决往往需要依赖专业的医学知识与特殊的法律规则。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医疗纠纷，如无特别说明，仅指狭义的医疗纠纷。

一 我国医疗纠纷的现状及特点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的发生与解决情况尚未纳入《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等官方统计资料，这决定了以实证数据为基础分析全国的医疗纠纷状况不具现实可能性。为此，本报告采取以点窥面的方法，考虑到北京市集中了大量优势医疗卫生资源^[2]、就诊病人多且包括许多外地患者、医疗纠纷案件相对多发等方面，选取北京市为调研地点，对北京市三级法院2013年一审审结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3]和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013年受理和调解结案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深入分析，同时适当关注文献资料中关于全国医疗纠纷情况的客观报道，以得出关于我国医疗纠纷现状与特点的客观结论。之所以未将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情况纳入分析视野，一方面是因为从北京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收集“医患私了”的数据存在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空间的大幅缩小。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保监局于2010年12月25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公立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纠纷，患方索赔金额1万元以下的，可以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索赔金额1万元以上的，应当通过人民调解或诉讼方式予以解决”。^[4]这一规定大大限制了北京市属的公立医院中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空间，调研中各医院也普遍反映当前通过双方协商解决的案件较少。而由于行政调解在受案范围、调处程序、调处效力、调解主体中立性等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实践中基本处于弃之不用的尴尬境地，调研中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人员也表示，目前本市以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数量极少。因此，本报告对通过协商和行政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状况不予研究。

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医疗纠纷呈快速增长趋势；相比一级医院而言，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更容易发生医疗纠纷；医疗纠纷高发科室相对恒定，骨科、妇产科、普外科、急诊科均为医疗纠纷“高危”科室，心外科、心内科、神经外科等科室发生医疗纠纷的风险也很高；在医疗纠纷案件中，患方索赔金额与获赔概率均较高，患者经司法途径获得赔偿的比率高于经人民调解途径获得赔偿的比率；医疗纠纷的处理体现出高度的专业性与复杂性；患方暴力索赔现象有所增加，对此处理不当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因医疗纠纷处理不善引发的患者暴力伤医甚至杀医事件时有发生。

（一）医疗纠纷呈快速增长趋势

2007年，北京市法院一审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仅有468件，此后逐年增加，到2013年这一数量增长到1113件，七年间增长了近1.4倍；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其前身为“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自2011年5月31日起更为此名，简称北京市医调委）2007年受理1203件医疗纠纷案件，此后几年间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至2013年受理1742件，七年间增长了近0.5倍（见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