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同样面临协调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虽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但却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70年代末萌芽的可持续发展思想、80年代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推进和延伸，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受到生态禀赋、发展水平等要素的影响，各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并不相同。在中国将生态文明确立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时，一些国家早已率先走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也有一些国家在发展中未能兼顾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定量分析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帮助中国明确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所处的国际地位和追赶目标。

一 ECCI 2014国际版

在ECCI 2014的基础上，本部分初步尝试构建了ECCI 2014国际版，对105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对排位和水平进行了整体比较。在前几版《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的国际比较中，都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领域作单个指标的比较，好似盲人摸象，难以勾勒全貌。整体比较弥补了上述不足，可以提供更深入的分析参考。

ECCI 2014国际版的二级指标的框架和权重，以及ECI得分的计算方式与ECCI 2014一致（详见表1）。在三级指标方面，国际版的区别主要如下。

1.指标精简

ECCI 2014的三级指标共23个，ECCI 2014国际版的指标为16个。因国际比较数据普遍难以获取，加之国内外统计制度的差异，不少国内指标找不到相应的国际数据，只能忍痛割爱，以指标平衡覆盖考察领域为原则，或以相近指标替代，或新增一些指标。4个二级指标领域中，生态活力、环境质量领域各有3个指标，社会发展领域的指标个数仍为6个，协调程度领域为4个。三级指标的权重也根据指标的变化进行了调整。

2.指标新增

在生态活力领域新增“生物多样性效益指数”，在协调程度领域新增“淡水抽取量占内部资源的比重”指标。“生物多样性效益指数”的添加使得对生态活力的衡量更为全面。而在协调程度领域，因反映水资源利用与污染状况的指标“COD排放变化效应”的国际比较数据无法获取，故以“淡水抽取量占内部资源的比重”指标来考察水资源利用的状况。

3.指标置换

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ECCI 2014社会发展领域的“服务业产值占GDP比例”以“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例”替换。“农村改水率”以“农村人口获得改善水源比例”替换，两者都可以衡量农村社会发展的状况，只是前者以使用自来水的农村人口比例来考察，后者以获得改善饮用水源的农村人口比例作为标尺。

协调程度领域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率”以“获得经过改善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重”置换。因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率”的国际数据详情显示，许多发展中国家虽已实现城市生活垃圾100%的无害化处理，但处理方式仍然是填埋，资源化利用率其实不高，而部分发达国家整体无害化处理率虽未达到100%，但资源化利用率高，更符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精神。如果对该数据进行简单的国际比较，是有失偏颇的。而“获得经过改善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重”数据可以直接反映在人体代谢物卫生处理方面的努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最基本协调，故以之替换。此外，以“二氧化碳排放变化效应”指标置换了“二氧化硫排放变化效应”指标，更为精准地考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变化产生的影响。

4.指标微调

根据统计口径的不同，对一些指标的内容进行了调整。“环境空气质量”以各国颗粒物（PM10）浓度来进行考察，数据直接来自世界银行。“化肥施用超标量”和“农药施用强度”都是以单位耕地面积的强度来计算的，有别于国内各省份以播种面积计算的数据。“能源消耗变化效应”指标中，能源消耗的单位使用的是千吨石油当量。

在样本数量方面，为维护国际比较数据的完整性和可比性，在数据整理和计算过程中剔除了数据缺失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最终得到的样本数为105个。

对于缺失值的处理，首先以相近年份的指标代替；没有本国可替代数据的，用该组数据平均值代替，如比利时的耕地面积化肥施用超标量、卢森堡的耕地面积农药施用强度、卡塔尔和以色列的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例、新西兰和意大利的获得经过改善的卫生设施人口比重以及布隆迪的能源消耗变化效应。

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方法论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