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用潜在增长率预测和模拟未来

随着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十分关心未来的增长率究竟能够保持多高，相应地形成多种预测方案，相关结论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说，进行预测的有以下几种方法。常见的是传统的外推法，即用以往的速度外推将来。采取这种方法时，虽然常常并没有精确的模型，但是，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方法广为流行。问题在于，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发展阶段的变化，如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实际情况就如后文将阐释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实质性变化。

作为对于上述传统方法的修正，最近的文献显示以下几种引人注目的方法。第一是增长的“趋同法”，即遵循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按照人均GDP把中国目前与其他发达国家，如东亚经济体的特定时期进行类比，判断中国今后一段类似时期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例如，按照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1%，根据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预期中国可以靠后发优势继续实现较高的赶超速度（林毅夫，2013）。

第二是增长的“中断论”，认为高速增长终究要止于某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根据多个国家数据，有的研究发现，一般而言在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经济增长转向减速，减速程度为从以往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6.8%，减到随后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3.3%（Eichengree，et al.，2011）。不过，这个经验包括了太多不同的国家数据，以致找不到能够解释减速的一致原因。

第三是增长的“趋中律”，根据一个自然统计规律（regression to the mean），认为任何经济增长必然回归到世界平均值上。按照这个“规律”，有学者估计，中国在2013～2023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仅为5.01%，2023～2033年期间更进一步降低到年均3.28%（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但是，这里采用的花哨“规律”，充其量只是一个统计现象，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难以对得出的减速做出经济解释。

鉴于上述方法都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增长所经历的阶段性变化，我们采用估算潜在增长率的方法来预测未来的增长速度。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在短期受需求因素影响，而在长期则受供给因素影响，后者我们称之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正是由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等供给因素决定的。这些供给因素的潜在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而实际经济增长率总是围绕着潜在增长率波动。

当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时，说明产能利用率超出一个国家的潜在水平，此时，为了满足更高的产出要求，就业人数就必然超过了潜在就业量（或称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就业数量），而失业率则低于自然失业率（或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仅包含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此时，宏观经济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反之，如果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则会产生周期性失业现象，形成高于自然失业率的失业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被描述为菲利普斯曲线；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以及周期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被描述为奥肯定律。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所描述的正是受短期需求因素如何影响实际GDP增长率与受长期供给因素影响的潜在GDP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印证了潜在增长率决定论。

二 人口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三个主要因素看似互不相关，实际上却是相互联系的。人口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潜在增长率，而且还通过其他途径间接影响到资本存量和TFP。在经济学文献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影响，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实际上，人口问题并非只是人口总量的问题，世界各国由于人口结构的差异往往能够产生更具差异化的经济表现。中国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是靠“人口红利”的贡献。

具体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持续下降时，通常伴随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准确地说，特殊的人口结构有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15～64岁的人口）持续增加保证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而不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