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关村科技园区：市场演进与政府引导的产物

产业的地方化，也就是一个产业内大量公司向某一特定地域的聚集，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于不同的产业部门。例如：在美国工业化的早期，钢铁工业向匹兹堡地区集中，汽车工业向底特律集中，金融业向纽约集中；在近期则是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向硅谷集中。之所以出现产业的地方化，经济学家将之归结为区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历史的偶然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江西景德镇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瓷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历史的偶然性使其在制瓷行业中脱颖而出，并通过自我强化形成了长期的竞争优势。不过，相对于历史偶然性来说，区位在决定产业的地方化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按照经济学家的一般观点，区位因素可以看成是一系列因素如需求、劳动力成本、收益递增、运输成本等的综合反映，这些因素决定了产业的区位特征，也就是产业的空间布局。

高技术产业在特定地域上的高度聚集就形成了所谓的高技术产业园区。当然，高技术产业园区的形成除了市场力量的推动外，还可能是政府有意识推动的结果。硅谷是在一种完全自发的状况下形成的，可以看成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演化的结果，而中国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则是市场演进和政府有意引导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硅谷，聚集效应和外部性是市场自发追逐的结果，而在中关村，聚集效应和外部性既是市场自发追逐的结果，同时也带有政府的明显烙印，即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产业政策（针对园区内的企业制定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优惠贷款、为人事安排和公司登记提供方便等，园区外的企业则不能享受）人为地追求聚集效果。

政府的干预无疑加快了高技术企业向中关村地区的聚集，从而有利于形成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但是，这也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那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必须人为地划定行政边界，而不是由市场的自动扩展来决定园区的地理边界，否则，特殊的制度安排和歧视性的产业政策就无法制定和实施。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有：①房地产投机活动猖獗^[1]；②双重管理机构所产生的高协调成本，因为在园区边界内传统的经济活动还继续存在，因此，这一地区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的管理机构，一个机构是传统的地方政府（如海淀区政府），另一个是负责制定和实施歧视性产业政策的园区管理委员会，两个机构的并行导致了协调成本的增加。

二 贸易起步：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必然选择

与硅谷那些以技术创新和制造业为特征的新兴公司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中关村的新兴公司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以贸易为主的成长道路，之所以选择这一道路，是有其原因的。

（1）市场进入壁垒

中关村新兴公司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资金规模普遍较小，缺乏大规模融资的外部环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自负盈亏这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上述环境下，新兴公司根本无力承担与大规模资本投入有关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业活动的风险，只能进入资本规模要求较小的领域，主要是产品贸易、分销代理以及相关的服务行业。

（2）市场机遇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与电子和计算机相关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活动主要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系统，主要用户也是国防以及与国防有关的产业，因此，这一行业严格按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运行。即使这一行业的研究院所和企业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计算机专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拥有中国自主开发的技术、生产设备和产品，但受体制的制约而无法转向正在迅速崛起的民用市场。同时，在封闭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与国外的技术水平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仅技术落后，而且规模化、商品化程度低，很难同国外的新技术、新产品相抗衡。在上述情况下，引进国外的技术和产品变得十分迫切。但是，由于受传统体制以及专业人才和经验的束缚，老牌的电子企业以及传统的贸易公司难以在引进国外技术和产品方面有所作为，这为中关村新兴公司提供了机会。因为，中关村既有大量的计算机专业人才，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在探索自己的改革模式，其结果是，中关村大量的新兴公司进入贸易和代理服务领域，并依靠其经营的灵活性而很快繁荣起来。

三 区位特征与优势：中关村发展模式的决定因素

虽然中关村在起步阶段选择了以贸易服务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