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表明了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后敢于正视风险、探寻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正确途径的勇气和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这个概念的提出，首先意味着从过去那种企图消灭一切社会差别的、对未来社会的不切实际的憧憬转向了对现实社会的科学分析，也为我们对未来社会的研究开辟了勾画和想象的广阔空间。

一

和谐社会的概念是以承认社会差别为前提的，所谓“和谐”，指的就是相互差别的事物搭配适当、排列匀称、相互调和，因而产生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感。因此，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社会差别、没有利益冲突、没有矛盾的社会，“和谐”正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如果没有社会差别，没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也就无所谓和谐。

那么，处在矛盾状态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是可能的吗？实现社会的和谐是人类自古以来的追求，中国古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周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国的孔子讲过“和为贵”；墨子提出过“兼相爱”、“爱无差等”；《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古希腊的柏拉图则说过，城邦的正义是不同的人“各做各事”，使“秩序井然”，“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1]。亚里士多德在探讨理想的政体时认为，“任何政体都应当求得大多数公民的拥护，才能稳定”，“一切措施都不可趋于极端”，“勿让某一部分过度兴旺”，“城邦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要实现优良的生活”，他主张“私产公用”，“人们真正地相亲相爱，博施善行”。^[2]应该说，这些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都是以承认甚至维护社会差别为前提，柏拉图所谓“各做各事”，前提就是大地生人，并给不同的人注入了黄金、白银和铜铁这三种不同的素质。与此同时，这些思想在社会政策上又都反对“极端”、主张“中庸”，这样，才能实现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达成社会的和谐。

从历史上看，即使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里，当统治阶级的国家实行比较缓和的阶级政策和社会政策时，也有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太平盛世”，即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富足，社会比较安定，政治也比较稳定。我们可以把这种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出现的这种“太平盛世”称作“社会和谐”的社会状态。之所以说社会和谐只是一种社会状态，是因为尽管这种社会和谐状态是值得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却不是由于那个社会的性质必然产生的，因此，是缺乏制度保障的，通常只能依赖于某个开明的专制统治者的出现，因此也是暂时的、间歇的，非持续的、不可预测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大概可以说是“社会和谐”的状态了，但他们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所占的时间的确是太短暂了，并且随着这些开明君主的去世很快就人亡政息了。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我国实现了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市场兴旺，物资丰富，文化繁荣，人民群众得到了较多的实惠，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跨越，人们对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充满了希望。另一方面，我们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的背后，也看到了大量严重的甚至是具有爆炸性危险的社会问题：不同的群体所得到的实惠存在较大的差距，有的群体成为改革的主要获益者，有的群体却成了改革代价的主要承担者，甚至有人沦落到悲惨的境地；再一方面，有些获益者所获得的利益是暴发式的，尤其是其中不少人采取了形形色色非法的、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侵蚀公共权力的手段，因而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抱怨和不满。因此，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构，产生了种种不平衡现象，形成了诸多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这种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