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当前中国社会真正的公共问题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的多发期。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风险增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影响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危及社会成员共生共存的真正的公共问题和危险是什么呢?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嘛?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约束条件下,人类无法做到所有人同步富裕,也难以达到同样富裕,那种通过强制手段实行“均贫富”的做法,只能做到同样穷。因为,财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人的劳动创造的。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当努力的结果是既定的时候,人们努力的动机和热情就会大大降低;当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时候,一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会被他人的偷懒行为所抑制,社会因此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社会只有鼓励自由创造、保护合法竞争,才可能实现社会财富总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民生产总值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缩小收入差距,即使在一个完全实现了社会公平的社会,收入差距依然是存在的,只是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接受的范围以内。
为什么收入差距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容易被当作一个真正的公共问题来对待呢?从认识的角度看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和“均贫富”社会理想诉求。这种平均主义传统观念依然对人们,特别是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者群体有着广泛的影响。二是道德目标的感召力往往使人对当前社会问题采取泛道德化的态度,即不考虑现实的约束条件,试图要消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把社会公正这一包含着复杂的经济、政治因素的问题简单化为道德问题,故一味从道义的立场强调结果的平等。三是收入差距与贫困差距具有相关性,而且早期的经济学家通常用收入和支出水平来度量贫困程度、贫困人口比率和贫困差。正是由于用收支水平来度量贫困程度的方法被广泛的使用,所以,也就形成了人们认识上的一种习惯,即用收入差距来界定贫富差距。在一定意义上讲,第三种因素,在认识上更具有隐蔽作用,它往往会掩盖问题的真相,不利于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判断。因此,对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两者加以区分是十分必要的。
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是两个用来描述社会成员之间经济状况相差程度的概念。由于收入的状况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贫困通常源于收入的匮乏,从这层意义上说,低收入是生活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初用来界定贫困概念和贫困线考量标准的主要维度是收支的水平。[1]这种单纯从经济层面来看待贫困的认识不仅限制了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也限制了人们对解决贫困办法的采用。国际社会,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来帮助扶贫,结果并不理想。这就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寻求超越经济层面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解释贫困现象。经研究发现,贫困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如研究贫困问题的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提出了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的概念。他认为贫困不仅是收入的低下,也是发展能力的低下,包括教育、健康和营养等。他的研究表明解决贫困问题不能仅仅靠经济的增长,还需要关注穷人的当前处境。他的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对人类发展的思考。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将对贫困原因的解释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他们将“社会排斥”观念引入对贫困原因的分析中,提出了权利贫困的(entitlement poverty)概念。认为某些社会群体部分地或全部被社会排斥,生活无保障、缺乏法律保护、无话语权、不受尊重,享受不到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学者看来,贫困不仅表现为物质的匮乏,贫困更是一种社会地位。贫富差距不仅是收入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距离。从对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相关,但贫富差距不能归结于、更不能等同于收入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成员一定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