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7年08月 |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是首要目标,经济发展问题成为改革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政治文明建设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目标的提出,反映出中国政府对政治发展问题的关注。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的社会,关键的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何以可能?
一 理论
可以说,一旦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错位,调整其关系的讨论就会成为社会科学和政治领域关注的主题。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是其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总体变化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且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亦即经济领域的变化会影响政治领域的变化,反之亦然。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两者之间虽然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发展是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曾经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换言之,经济即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才是人类发展的基础,而政治设施、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等等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经济是基础意味着它具有第一位的、根本性的、先决性的地位。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说到底是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得到加强的结果。邓小平理论的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第一是发展生产。经济发展了才可能为社会资源的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分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而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已经证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分配是否平等的主要因素。所以,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不协调、不和谐问题,仍然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可能获得解决问题的根本性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唯物主义出发坚持经济因素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然而他们并不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3]马克思、恩格斯同样也承认政治等因素对经济因素的影响。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结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4]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还可以说是通过政治改革“解放生产力”的结果。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的目标领域是经济领域,但绝不是只有经济领域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也是历史事实。在政治领域中有两个方面通过改革所取得的进步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纠正了极“左”思潮,邓小平理论成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第二,在干部人事方面,符合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条件的人才被增补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成功的实现了领导人的代间转移,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中国政治的通则是“为政在人”,而不是“体制”。所以,1978年以来的干部人事方面的进步,是中国政治领域推动经济改革、解放生产力最重要的相关因素。
总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社会发展需要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和平衡。
二 问题
当然,我们会认为经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