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街草根商会^[1]的故事发生在福街——南方市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改革开放之前，福街叫“北埗岭”——一个无人问津的旷世荒岭，不仅“无政府组织”而且无“历史”。南方市成为特区之前，福街属于金州地区金城公社的一大块田。1981年成立特区，1983年它划归北埗岭工业办事处。“北埗岭”第一次转型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方案，由原来农耕区转型为“三来一补”工业区。但工业区的远景规划没有如期实现，却在市场无形之“手”的强力推动下，第二次自发地转型为商业区。“国”字号企业大规模撤向关外后，出人意料的景象出现了：冷清的工业区突然热闹起来，大批没人要的闲置厂房成了“抢手货”，只通一辆公交车的街道上人流急剧增加。厂房业主无所事事却日进斗金，政府没有“筑巢引凤”却招来巨商大贾，政府不作任何投资而税金扶摇直上。的确，这条街诚如其名，实在是“福”气冲天，商情炽盛。

在福街商机勃发、商朝涌动的演进过程中，我们故事叙说的主要对象——福街草根商会，也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明晰，跃动到了我们关注的视野中。福街草根商会自1997年开始，从最早的“诉苦会”到2004年底终于合法注册为福街商会，历时八年之久。其间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产生过三任“挑头”人物，主要角色二十有余，其他人物八十多位，所涉商场业主一百多家。我们的故事——福街经验——围绕“北埗岭”从农业区到工业区，从工业区再到商业区的两次历史性转型，和南方市地方政府权威以国家规划的“蓝图”三次改造“北埗岭”，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一系列互动事件逐步展开，主要描述福街商人合群结社的自治经历。为了走出类似“北埗岭”这样“封闭性社区”的“无历史”（ahistorical）的局限，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古代理念与社区现状、传统与现代加以综合考察，^[2]笔者尝试以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手法来研究福街经验，以期把许多看似“分裂的证据”^[3]呈现出来。故事中重要的关节点在于，福街商人在感到其利益受到威胁时，“血缘共同体”观念便应运而生，主要表现为语言共同体、社交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等形式，最终产生了共同体行动。这些组织化的行动，“虽由纯粹‘种族’之外的条件所促成，但本身也能塑造出血缘共同体的信仰。人类历史在显示，政治共同体行动是多么容易产生出‘血缘共同体’观念。”^[4]

一 “诉苦会”：在合宪与“非法”之间

20世纪90年代后期，福区政府对福街商业奇迹的既成事实达成共识，由开始不批准经商、渐渐给予默许，终于转变为“正确”引导，并将福街商业街改造工程列为市政府1998年“为民办实事”十大好事。改造福街的善举，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富民”计划，事前没有征求商家业主的意见。

这一举措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商业街是私营经济自发膨胀之物。在这里，业主、商家和顾客之间习惯了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福街任何一条街道的废立和任何一栋楼宇的维修、拆迁或变动，都会对业主和商人的“生意”造成根本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现在福街改造工程的强势介入，打破了既有的利益生态平衡。成天想着赚钱的商家业主不得不停下“生意经”，组成了非正式的商人共同体“诉苦会”。福街早期商人到来时，他们带来了内地资金，但带不来本土文化。在陌生的福街“异文化”的场域，他们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老乡；但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麻烦里有同样的委曲。这使互不相识甚至互不买账的福街商人，慢慢地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他们谈“生意经”，更彼此“诉苦”。

经过从1994年春到1997年底这短短几年的“诉苦”活动，福街商人的“血缘共同体观念”渐渐形成，萌发了最初的政治共同体活动——早期的“会”。^[5]“诉苦会”是以地缘、业缘关系为纽带的“联络中心”，可以通过它来增进福街商人的自我认同，也可以通过它讨论诸如与政府谈判福街楼宇改造功能之类的“麻烦”问题。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村落的“会”有一套长期积淀而成的严密仪式，其纽带是血缘或宗族，其机制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正如许多社会学家所指出，传统中国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差序格局”，决定了非亲属的公共组织难以在这种乡土社会中萌生和发展。^[6]但福街商人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