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通过竞争性选举获得执政地位以来，历经十余次大选，却总能取得胜利，从而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人民行动党的党徽上有红色闪电图案，其象征意义是行动迅疾。有人说，雷电不会在同一地点闪击两次。但是，人民行动党在几十年前“恰似一阵春雷般创造了万象更新的格局之后，就一直扎根在新加坡的土地上，没有离开过”^[1]。该党创始人李光耀于2000年出版的回忆录也曾以“砥柱中流四十年”来形容本党的“屹立不倒”^[2]。人民行动党何以“屹立不倒”，已经成为世人广泛关注却又始终迷惑不解的疑难课题。本文试图以基于“恒产恒心”、基层组织和履行信约等三重意义的扎根力为视角，对人民行动党之所以“屹立不倒”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 基于“恒产恒心”的扎根力

在新加坡，多党并存竞争使得执政党面临在下届大选中被其他政党取而代之的压力。李光耀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给反对党，因此，执政以来，他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如何维持执政地位，怎样建立稳定局面，是他日思夜想的重大课题。当发现人们在对待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而来的住房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李光耀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新加坡人，大多数都没有住房和其他资产，当街头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挡风玻璃扔石头，把汽车掀翻，放火烧毁。但是，到1960年代中期，在新加坡人拥有了住房和其他资产后，人们在发生暴乱时的反应与过去大不相同。例如，年轻人赶紧把自己停放在路旁的速克达（摩托车）抬上房屋的楼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参与暴乱。看到这种情况，李光耀加强了如下决心：要使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他知道，由于当时的新加坡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所捍卫的只是有钱人的财产。为了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就必须让新加坡的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资产，特别是拥有自己的住房。换句话说，要让人民保卫新加坡，就必须让新加坡有些什么值得人民去保护。如果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人心就会思定，国家将会安定，执政党的政权也会更加稳定。

李光耀曾引用孟子有关“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的思想说明自己的上述观点。根据孟子的描述，民有“恒产”的具体情状是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啄狗彘之畜，勿夺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3]。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恒产”必须是产权分明的财产。产权制度能够消除人们之间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通过划分人与人之间的产权，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用政府的强制力和道德伦理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之不超过这一界限，从而大大减少了因冲突而导致的福利损失。即使产权的界定是错误的，也比没有产权要好——因为产权的存在和明确至少可以减少纠纷和更有效地运用资产。可以这么说，孟子已经有了非常朴素、非常明确的界定产权的思想。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4]这就是说，“仁政”是从界定产权开始的。尽管孟子这里的“经界”指的是井田制，但他的用意显然超出了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只要建立了产权制度，构成文明的其他社会制度也就基本形成。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4]

新加坡在1959年实现自治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房荒。市区有84%的家庭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区，其中4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之内，只有9%的居民能够住上像样的公共住宅。当时，新加坡全部住房为4万间，也就是说，平均每40人才拥有一间房间。在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下，通过贯彻落实“居者有其屋”政策，二十多年后，新加坡每10名居民当中，就有9名拥有自己的住房。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达纳巴兰曾在一次国会讲话中骄傲地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像新加坡那样，使得一个国民在离开学校工作两年便可以购置住房。一个月收入500元的工人就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三间的组屋。新加坡的公共建屋举世无双。这是李光耀及其领导的执政党引以为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