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文化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财政分析

（一）文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缺乏机制创新和观念上的转变

1.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分散，条块分割与职能交叉并存

行业管理和机构设置与文化体制改革和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在政府部门机构设置中，从大文化的概念观察，教科文方面有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文物局、体育总局等；从文体广范畴来讲，原文化部先后独立出广电总局（附属电影局）、新闻出版署以及部管国家文物局，并在几次机构改革中分分合合，多有反复。党的系统也设有涉及文化方面实质性工作的机构，此外还有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部实际上承担的是狭义的、局部的文化管理（小文化）职能。这种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有管理细化、责权分明的优点和合理性，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很多难以逾越和化解的问题，如文化管理职能分散、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为维护各自部门利益互相扯皮、相互掣肘等。同时，这种机构设置影响到文化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全局思考与规划，实施不畅通、不协调，不能在大文化的范围内形成合力，保障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从投入的角度分析，机构设置的分散，影响到财政对教科文、文体广投入的关联比照和边际效益：一方面投入分散，苦乐不均；一方面投入重复，缺乏效益，不能做到合理配比、资源互补。体现在财政预算科目上，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整个教科文与文体广的支出状况，国家对大文化的投入难以统计、测算和评价。之所以把机构设置、职能整合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是因为这是行政管理的基本条件，而且相关部门和地方都有这方面的反映，认为已无法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及切实加强文化建设、道德建设，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适时予以调整。

2.观念陈旧落后，缺乏机制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部门如何切实转变观念，进行机制创新和职能定位，理顺政府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关系，相关部委一直在探索和努力，但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首先，存在着管办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越位、错位、缺位并存的状况。反映到预算安排上，具体的活动性项目经费多，而对关系到事业发展全局性、延续性的投入少。项目安排多是即时性、一次性和程式化，某些活动的举办，只讲投入，不讲经济效益甚至社会效益，例行公事，周而复始。在全社会文化指导及公共文化体系构建方面，缺乏全国的、涉及基层文化和东西部文化协调均衡发展的宏观调控，没有在政策上、投入上起到引导和带动作用。其次，对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指导、分类改革不到位，改革力度不够。由于文化事业单位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界定不清，文化单位“大而全”、“小而全”，仍然依靠财政拨款，经费用于养人，没有生存压力，不考虑面向市场。同时该供给和保障的经费不足，该推向市场的没有政策和体制界定，实现经费自给和利益激励机制，造成资金投入上的缺位和越位，双向制约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文化工作没有真正引起各部门、各级政府的重视

党的三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文化工作，毛主席在1949年就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出现，将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邓小平同志的提法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将文化建设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江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求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论述和要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贯彻，没有把文化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文化工作在部门和各级政府工作中受轻视，被旁置，或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在实处。在部门工作中，说到文化总要与国防、农业、社保及科教相比，国防和农业是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而文化似乎可有可无，或者可以缓办。在各级政府工作中，文化工作没有切实地放在议事日程上，很多地方领导干部至今没有认识到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认识到文化对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和不足，表现为经费安排不到位，对文化的转移支付被挪用，甚至有限的专项资金也被挪用。

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