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传统的文化投融资体制是在建国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形成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低效率导致我国文化投资主体和投融资渠道单一，国有文化单位体制僵化、机制不活，从而使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影响和推动下，文化体制改革也逐渐开始起步，文化投融资体制在不断探索过程中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如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属于文化产业的旅游、文化卫生事业、咨询业、信息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列为发展重点，明确提出，要“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放手让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和私营企业、个人兴办那些投资少、见效快、劳动密集、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这一重要决定，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放开了一些竞争性文化行业的投资门槛。200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将旅游、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新兴服务业作为“十五”期间的发展重点，进一步对社会资本开放投资准入门槛。近几年来，依据加入WTO的承诺，我国已经在音像制品、图书报刊的零售发行，国外电影进口和影院改造，以及旅游市场等领域逐步对外资开放。据文化部市场司的统计，目前，在我国文化市场（文化部管辖范围）的所有制构成中，就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增加值而言，国有经济为6.7%、15.5%、22.9%，集体经济为22.4%、28.3%，20.3%，私营经济为4.0%、5.9%、4.4%，个体经济为62.1%、35.1%、30.7%，联营经济为2.5%、2.5%、3.9%，股份制经济为1.1%、4.2%、5.2%，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为1.0%、7.5%、11.5%，其他经济为0.2%、1.0%、1.1%。^[1]由此可见，除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垄断性行业之外，我国文化市场已初步形成多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和多元投资的市场化格局。

另外在利用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国家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东方明珠在上海A股市场上市、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以来，目前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传媒网络类上市公司已有11家，^[2]体育类上市公司2家，^[3]旅游业上市公司20家，^[4]会展业上市公司1家，另有其他文化类上市公司若干家，初步形成了文化产业的上市公司群体。从上市的途径和方式看，除少数国有文化企业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直接上市外，还有一些国有和民营文化企业，如ST黄河科、博瑞传媒、赛迪传媒、三联集团等则是通过场外协议收购的方式间接上市。更多的属于传统产业类的上市公司，通过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置换、收购兼并等方式进入文化产业，实现了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转换。

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启动较晚，尤其是国有文化企业的“存量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而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市场准入方面，虽然文化产业的一些竞争性行业对社会资本已初步放开，但开放的力度还不够大，还存在着种种限制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性障碍。如非公有资本事实上已经进入的科技、财经、汽车、体育健身、生活时尚等一些非意识形态报刊，由于市场准入的限制，绝大多数非公有资本只能通过与拥有垄断性刊号资源的国有文化单位进行合作经营来开展业务。这种非规范的合作形式，使得合作双方既无法形成以产权为纽带的稳定合作关系，同时也造成在合作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短期行为、行政干预和各种摩擦。

二是在投融资的市场主体方面，国有文化企业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还难以对自己的投融资决策承担市场风险，成为文化市场的投融资主体，致使文化市场的投融资行为严重扭曲变形，资源和要素得不到充分合理的流动和优化配置。

三是国有资本对文化领域的投资结构还很不合理。据财政部科教文司提供的数据，1989～2002年，国家财政对宣传文化领域的投资总额为1928.13亿元，其中，仅事业费就达1336.42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9.31%。在事业费中，工资、福利等人头费约占其中的50%以上，即670亿元左右，而同期国家财政对文化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仅371亿元，只有人员经费支出的一半左右。由于投资机制不合理，投资效益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