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自1978年以来，我国传媒业的发展轨迹可以用一些具体的、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做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第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81年前后新闻界关于新闻语言多样化问题的提出。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个业务技巧问题，实质上却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开始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政治教科书”的功能中走了出来。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语言就是新闻媒介面对社会的“表情”。下达政令只需要一种语言、一种表情；而提供信息服务和娱乐消遣则需要多样化的语言和表情。

第二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1年前后兴起的报刊“周末版”大潮。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的报刊一改过去在传播内容上传播者本位的做法，第一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从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到强调“读者喜欢什么”、“读者想知道什么”。这一变化被称之为我国传播业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

第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开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焦点时刻”。紧随其后的还有“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这些新闻类节目的走红表征着我国新闻媒介第一次以“新闻”作为自己的“第一卖点”。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第一次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至此，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和角色体系得到了系统性的恢复和重建。

第四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6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它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进程驶入官方认可的“快车道”。

第五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今年以来伊拉克战争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非典”疫情的透明化处理等所透露出的信息：我国传媒业宏观政策的价值支点正在发生转移。随着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要求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公共信息资源——实现进一步的社会共享。因此，我国传媒业宏观政策的价值支点正在从“喉舌论”向着实现老百姓的知情权、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信息获知安全的方向转移。这也正是在新闻传播领域贯彻“三个代表”核心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概括地说，从功能单一到功能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以及传媒业宏观管理政策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型——这便是我国传媒业20年多发展的历史轨迹。

而未来5～10年，我国传媒业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可能发生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宏观政策和技术进步推动下我国传媒业沿市场化方向的纵深发展；二是传播领域“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及相应的制度创新。

二 什么是当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我认为，改革现行传媒体制是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

何谓传媒体制？通俗地讲，传媒体制就是国家管理传媒业的规范体系。传媒体制就是解决：①媒介的创办权（即产业准入资格的界定）；②不同类别传媒的组合结构方式与竞争规则；③传媒在社会运作结构中的基本角色规定；④传媒在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作的基本规则与底线。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传媒业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长足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制约传媒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严重存在。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迄今为止依然沿用计划体制时代的那一套旨在使传媒一律成为“宣传者、组织者、鼓动者”的管理模式，片面强调所谓“喉舌”作用，将传媒业置于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控制之下。

20世纪人类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造成经济贫困和政治僵化的制度根源。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说，传媒计划体制是造成传媒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传播服务脱离群众要求的制度根源。传媒业的巨大资源在毫无效率的空转中被虚掷和浪费，良好的发展机遇被搁置，传媒实践中的首创精神被压抑和挫伤，传媒人的专业精神及其智慧才干被窒息，传媒产业的内在动力被扼杀。

问题的关键是，判断一个体制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党的十六大所确立的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实践纲领的“三个代表”为此提供了十分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