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两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3年春季讨论会上，我曾以《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为题作了一个发言。当时讨论之一焦点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两年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社会公平问题受到社会上日益增多的关注。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无关系。最近，我写了《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作为2005年春季座谈会发言的续稿，在2005年春季座谈会上发言，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社会公平状况不好，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重视社会公平，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一

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在我国的讨论，已有好些年头了。2004年夏天以来，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辩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又一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这次讨论不是完全无效果。讨论中出现了不少精彩的文章。讨论的成果有助于改善我国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现状。

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争论的一方强调的是效率，而较少注意公平。认为只要能够使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什么改革手段都可以用，诸如在我国现有情况下，MBO即管理人收购的办法也可以用。如果有能干的管理人收购了国有企业并把它搞活，总比让它逐渐“冰棍消蚀”为好。因此，“纠缠分配问题没有意义”。争论的另一方则以社会公平的名义，竭力反对在目前法律缺位和国有资产真正主人翁也缺位的情况下，将国有资产贱价或白送给少数人，让他们一夜暴富。

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强烈的公共政策问题。所以争辩不但有学者参加，而且有公众参加，这是应该肯定的。这次讨论大量公众参与了网络媒体的活动，是我国公民公共政策意识增强的表现。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赞成上述后一方的意见，表明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说，后一方是占了辩论的上风。所以前一方就责难对方，“引爆了公众不满国资流失和社会分配不公的情绪”，把不应当由公众讨论的“潜规则”拿出来公开讨论！

再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来说。国资委经过众多机构的调查研究，确认了MBO在我国现行情况下问题很多，总之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于是对MBO的政策调整了说法，由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反对管理者收购”，到“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者收购”，到最后断然宣布“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者收购”，中小企业只能在极严格的条件下公开、公正地试行。这也可以看成是对公众舆论的回应，虽然官方没有那么说，但是如果说一下，也不见得有损我们权威机构的尊严，反而会获得反映民心和民众支持的好誉。总之，这次争论的结果，无论从舆论上说或从决策上说，都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添加了公平的分量，略微校正了过去偏于一方的倾向。

二

本来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方的说，不提高效率，蛋糕做不大，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难以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效率和公平从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不容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很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社会公平、福利的措施，实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完备得多。当然这有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好简单类比的。

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二十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十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把以前的“兼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