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的中国研究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即使对欧洲人来讲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项工作至少面临着四个困难：文化、地理、机构和定义上的挑战。

就文化而言，欧洲有近30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欧洲主要国家的学者们都在用自己的母语进行研究。虽然目前有在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尤其是重要论文）的倾向，多数国家的大部分书籍还是用本国语言出版，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学者们也时常被要求用本国语言发表成果。语言障碍给比较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更难的是衡量这些学者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因为主要的评价指标都是英语的。这意味着除了使用英语的学者外，大部分欧洲学者都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个实际困难是如何以地理概念界定欧洲。欧洲大陆在冷战期间的分裂长达半个世纪，最近才刚刚开始在欧盟的框架下融为一体。尽管俄罗斯或许永远也不会加入欧盟，但由于历史原因，它通常被看做一个欧洲国家。土耳其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出于政治原因，其加入欧盟的问题正在被严肃、认真地讨论。

第三个困难是欧洲的中国研究机构过于分散，这或许是最严重的障碍。欧洲有一批主要的研究中心，如莱顿、伦敦、巴黎、慕尼黑、哥本哈根和柏林等，但是多数研究都是在分散的小范围中进行的，许多研究通常只有一两个学者参加。实际上，总的情况是分散而不是统一和合作。这一特点给系统性的梳理造成了困难。

最后，关于什么是中国研究，人们也没有达成共识。传统的汉学研究中心认为真正的中国研究学者应该侧重于语言和文化研究。^[1]这种观点倾向于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研究排斥于中国研究之外，认为它们只是对即时性问题的应急研究。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发生了不少变化，许多大学的中国研究在课程设置和论文选题上更倾向于现代和当代问题。欧洲中国研究协会对英国的中国研究情况的调查漏掉了一些最知名、最受尊重和成果最丰富的学者，如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Peter Nolan）、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0AS）的罗伯特·阿什（Robert F. Ash）和克里斯托弗·豪（Christopher Howe）等。

本章将以下述方式集中讨论西欧的中国研究：^[2]首先，概述汉学在西欧的发展，从1814年法兰西大学设置第一个汉语教职至20世纪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影响下西欧各大学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兴趣上升。其次，描述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起，侧重于机构发展与合作研究的新形式；^[3]这一部分还将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再次，分析研究领域，分别探讨研究主题、问题领域和三代学者的代际差别。复次，本章将提出对欧洲中国学研究未来的一些思考。最后，得出本研究的观察结论。

一 欧洲中国研究的起源

汉学在欧洲作为一个学科可回溯至1814年，当时法兰西大学设立了.一个“汉语和鞑靼一满语语言和文学”教职。^[4]这个教职授予了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雷慕沙和他的继任者儒莲（Stanislas Julien）创立了所谓的“巴黎学派”，主导欧洲的汉学研究几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巴黎学派”的主要人物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教授译介了《史记》等中国史学经典，伯希和（Paul Pelliot）主要研究敦煌手稿，马伯乐（Henri Maspero）擅长中国先秦史、宗教和中国哲学。

英国较晚才有了常设的汉学研究职位。19世纪后半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将教授职位授予威妥玛（Thomas Wade）和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等前外交官和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但是他们并未建立起坚实的研究传统，用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话讲，他们仅仅成为大学的“新奇装饰”。^[5]伦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始建于1916年，但是直至1932年才有了常设的中国学教职。^[6]

德国的第一个汉学教职于1909年在汉堡设立。第一位教授是历史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福兰阁1923年前往柏林接替荷兰汉学家高龙（J. J. M. de Groot）的职位，后者是1912年受邀到柏林大学任汉学教授的。福兰阁在柏林的教学启发了一批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年轻学生：史蒂芬·巴拉兹（Stefan [Ètienne]Balazs）、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福华德（Walter Fuchs）、西门华德（Walter Simon）等人。莱比锡的第一个教职设于1922年，海尼士（Eric Haenisch）一直在此就职，直到1932年他前往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