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欧洲研究”一词有些含混不清，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们，“欧洲”的含义可以各不相同。就本章而言，“欧洲研究”指的是与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相伴随的一体化进程相关的那类研究。本章将从此定义出发，回顾中国欧洲研究的发展，进而对其现状作一评估。

一 历史回顾

在中国，欧洲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其发展过程或许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60年代初。当时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寥若晨星，如同在其他领域那样，主导人们思想的是来自苏联的正统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外交承认并切断了经济往来，^[1]而中国也以相同的态度回应这种排斥。

普通民众接触不到来自西方的报纸、刊物、书籍与电台节目，在中国大众媒体上有关欧洲的新闻报道则几乎都是批判性的。那时期对欧共体的标准评价是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经济工具”，而北约则是它的“军事工具”。

不过公众感知甚少并不意味着没有欧洲研究，党、政与情报机构的内部保密研究一直在进行，只是人们接触不到罢了。两个迄今仍积极从事欧洲研究的重要机构——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都是在那个时期（1956年、1960年）建立起来，并开始从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的。此类研究最初都是为政府服务的，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研究成果也开始在学术界传布。

（二）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

第二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欧洲研究开始走向民间。60年代初中苏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的公开化，引发了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对欧政策的某种反思；1964年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突破。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领导层决定在北京与上海的一些大学中开始国际问题的研究。这标志着与“政府”相区别的“学术”研究起步了。北京大学着重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侧重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而地处上海的复旦大学则注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直至今日，复旦仍不无自豪地说它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于1964年建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那时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着重研究西欧经济。不幸的是，研究起步不久就被“四清”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中断，进一步的发展不得不又等了十年。

（三）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

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延伸至90年代后期，中国的欧洲研究开始形成全国规模并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的戏剧性突破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使它重登世界舞台。中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与许多国家恢复或提升了外交关系。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逐步恢复了生机，国际问题研究随之蓬勃高涨。在欧洲研究领域，1973年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开端；复旦大学一些学者编写出版了《西欧共同市场》^[2]一书——中国第一部有关欧共体的学术著作。从现时的标准来衡量，它只是一部基础和介绍性的著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将欧洲归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反映了形成之中的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该理论在1974年正式推出）。

中国与欧共体于1975年建立正式关系，给中国的欧洲研究以进一步的推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毅然承担起责任，满足人们对欧共体这个新型地区性组织的好奇与兴趣。1978年10月，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的学者会聚上海，成立了“中国西欧经济研究会”，其骨干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

第二个推动力来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观察当时中国出版的有关欧洲和欧共体的论著，人们可以发现研究重心已经开始从“什么是欧共体”转向“欧共体是怎么干的”。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转移，特别是在当时信息和数据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外国刊物和书籍还贵不可及，并受到限制。要得到最新的消息，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新华社的两个间接资料来源：有限订阅的外刊文摘《参考消息》和专供高干阅读的外刊选译《参考资料》。正是在寻求一手资料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开始接触欧委会，并导致复旦大学于1980年建立了第一个“欧洲文献中心”（European Documentaion Centre，EDC）。

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中国欧洲研究的稳步发展，虽说不及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