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欧洲人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拥有“心灵地图”。这些地图指引着他们在政治世界和社会中寻找方向——这就是20世纪深深印刻在他们意识中的认知地图。然而，现今世界的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在努力前行之际心中是否依然拥有正确的地图，或者我们仍在使用的“心灵地图”是否有可能将我们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中国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如今它正产生着仅仅是在10年前还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影响，而且正在以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影响着全球体系。我们现今的世界出现了几个新的特征。

一 新的国际背景：需要新的“交通规则”

首先，“冷战”的结束并不仅仅意味着结束了这样一个时代：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威胁，世界上的一大部分人口面临着随时被毁灭的危险。“冷战”同时还为建立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复杂性的世界秩序作出了贡献。当时制定国际行为规则的那些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或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整个世界形势一样也几乎被“冻结”了，因为任何重大变化都可能威胁到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两个主要阵营之间的平衡。两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允许国际机构引导国家间的行为，是因为其利益在于避免“无序”冲突，而无序冲突有可能导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热战”。正是这一利益保证了国际机构没有受到破坏，即使是在诸如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等有限武装冲突期间，或者非殖民化时期。

在现今这个后“冷战”世界，很多此类制度性的机构都在退化，甚至有可能解体。结果，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世界秩序正在分崩瓦解。联合国历届秘书长为了使联合国适应新形势而付出的不断努力表明，如果我们想避免复杂多变的冲突所造成的不可计数的风险，就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或者至少是新的“交通规则”（Rules of the Road）。此类规则也许能也许不能自然演化而成，但是与世界秩序的运行休戚相关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将会发现，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承担责任符合它们的利益。新的重要行为体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意味着确定新的世界秩序需要它们的参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具备了新兴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因而必须在制定新的国家行为规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我们在全球体系中运作并重塑全球体系时，亚洲国家需要更多地参与进来。

第二个现象是全球化的新特点。由于新市场的开放，世界贸易不断扩张。世界贸易的扩张同时也是由于工业生产已经从“纵向一体化生产”转向了“横向一体化生产”。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扩张，使得在组装和运输步骤完成之前在最遥远的地方生产产品零部件成为可能。这又推动了价格的不断降低。不断扩张的贸易也意味着不仅是传统上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全球化的“硬件”——已经遍布全球，而且全球化的“软件”，即诸如知识与信息等从前几乎不可进行交易的商品，也已经可以流动。它们已经与有形商品一样既可出售，又可购买。这样一来，工业化社会的竞争优势——在知识、教育与创造力方面的强势——就在不断下降。

全球化的新阶段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有形或无形的商品贸易。参与性运动（Participatory Movements）、解放运动以及享乐主义的“世界文化”等现象也可以进行“交易”，并且成为“现代化”的因素，颠覆了传统制度、世界观甚至宗教等的权威，并在极端不稳定的情况下导致了今天我们所谓的“失败”国家。亚洲新的经济活力不仅促进了这一发展，而且加快了它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也推动了各种危险事件的全球化进程。一个国家的自然灾害可能严重影响其经济表现，从而对世界贸易产生不利影响。非典型性肺炎（SARS）以及禽流感表明，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速度取决于国际旅行增加的程度。国际犯罪、武器贩运、贩卖人口和贩卖毒品等，以一种负面方式对商品贸易形成补充。全球化的新特征意味着多数人会更加富有，但几乎没有人会更加贫穷；与此同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伴随新的机遇而来的是新的威胁，以及谁有能力设计适当的“交通规则”的问题。

最后，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一种现象，即全球性中心的数量与日俱增。其中，东亚—东南亚的崛起最引人注目。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东亚—东南亚的崛起就不可能产生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影响。然而，只有考虑到中国经济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