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3～2014》，如果把经济发展分为5个阶段，从落后到发达分别是：要素驱动阶段、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阶段、效率驱动阶段、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处于这5个阶段的国家（经济体）分别有38个、20个、31个、22个和37个，其中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效率驱动阶段。长期以来，嵌入外资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我国制造业被锁定在低端加工和组装环节；缺失了“微笑曲线”两端服务功能的中国制造业，逐渐堕入了低成本竞争的向下螺旋。而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的高产业关联、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强辐射力等特点，使之当之无愧地成为制造业“起飞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作为其有效组织形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向制造业传输的主要载体。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辐射扩散作用，带动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下向高端跃升，将对促进我国产业集聚区的全面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4年8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指出，“适应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因地制宜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集中区域、现代农业产业基地以及有条件的城镇等区域集聚”，显示政策上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产业升级的思路日渐明朗。然而在理论研究层面，更多注意力集中在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上，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产业升级的机制和路径一直未能破解，一些关键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更像是一个“黑箱”，阻碍了全方位支撑体系的有效性评价和政策措施的形成。故此，本文在梳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探寻二者互动背后的逻辑，并利用我国104个地级以上城市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将为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制造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产业升级的耦合机理

关于产业升级，共有两种研究视角：一种是产业结构调整或产业间升级视角，指的是产业间协调发展及对应的结构提升；另一种是全球价值链视角或产业内升级视角，由低到高表现为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价值链升级四个层次（Humphrey and Schmitz，2002）。相较而言，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定量研究产业升级的文献还比较欠缺，本文所指的产业升级，即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分工地位、获取更高附加值的含义。

传统上，引进高新技术被认为是改变我国制造业在工艺装备、管理技术与生产组织上相对落后现状的主要途径。然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人力、知识的传输纽带，是推动其他部门增长的黏合剂和推动力（Riddle，1986）；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产业经济效率将越来越取决于企业生产性活动和外包服务企业的关联程度（格鲁伯和沃克，1989）。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互动机理方面，参照波特（2002）的研究，如果将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分为基本性活动（包括生产制造、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以及支持性活动（如人力资源、研究发展、金融财务等），当规制放松或技术进步等发生时，原有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将通过渗透、延伸或重组等方式，断裂分解为散落的价值链条（杨仁发等，2011），并通过服务外包、制造业服务化或“价值增值环节一体化^[1]”等方式实现重新整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基本性活动的功能性融合^[2]，将通过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及不同业态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达到调整优化制造业价值链的效果，在降低制造业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支持性活动的结构性融合，则将使制造企业更好地共享行业内部以及价值链上各环节伙伴企业之间的溢出性知识，并通过多次性信任博弈巩固彼此合作关系，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刘明宇等，2010）。

图1 两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价值链模型示意

服务关联（Service Links）本身会产生集聚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Jones and Kierzkowski，2005）。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角度看，企业倾向于将分散化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