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年前的中国经济改革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以惊人的年增长率迅猛发展，但与经济实践相比，中国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却不尽人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沿3条主要线索展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包括“苏联范式”）和西方经济学（包括“美国范式”）。“苏联范式”在50年代末到1978年这一期间最为活跃，而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折，“苏联范式”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日渐式微。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广义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并进行理论创新，经济学的“中国范式”正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思想成果之一，与西方先进技术一起，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来，并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

1994年初，笔者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中曾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作了总体判断，后引起连锁反响。^[1]目前，理论经济学研究呈现出预料中的百家争鸣局面，然而，各派对当代经济问题的解释大都缺乏以一贯制的理论分析，对经济学的总体认识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迫切需要先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本文针对其中有争议的几个重要问题予以扼要地阐释。

一、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确定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关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有些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显而易见，这种一般性的对象表述已经常被人误解。其实，前者并非不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后者也并非完全不研究各种利益集团和阶级的关系（西方新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还突出了此项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该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一些论著据此断言马克思经济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而不研究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这种说法是片面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经济活动方式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生产力紧密相连的，是二者共同作用于社会的整个经济运动（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已经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资源配置问题在基本层面上纳入其中了。例如：关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研究，不是分析过经济运行问题吗？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3个阶段和地租变动等研究，不是分析过生产力提高的问题吗？关于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等研究，不是分析过经济增长问题吗？关于工人阶级的工资和贫困等研究，不是分析过社会福利问题吗？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涉及到4个问题——生产什么，产量有多大；产品是怎样生产的；产品为谁生产；谁做出经济决策，以什么程序做出决策，难道在《资本论》中找不到基本层面的分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即以何种方法论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具体说来，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与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其一，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研究起点与终点都是人，认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且是特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认为社会资源的配置，不仅包含计划或市场的配置方式，而且包括公有或私有的配置方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假设前提或无摩擦的和谐物，而重点研究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人的表象关系（科斯、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也反对主流经济学狭窄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事实上是“复活”了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其二，马克思经济学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认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方式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并不是一个与社会制度无关的自然现象，其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下具有独特的社会内容和运动形式。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缺乏这种历史高度和辩证思维。

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以物质和文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