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度，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稳步发展，成果数量甚丰，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陈述，本报告仅以政治、经济、学术思想和史学史、历史地理为题，择要给予总结概述。

一 古代政治史研究

1.关于先秦政治史研究

学术界仍然关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朱风瀚《试论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1]考察了若干重要考古学文化遗存所反映出的社会文明化程度，提出了加强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化形成过程研究的建议。李伯谦《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为起点，深入探讨中原古文明》^[2]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中原古文明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指出了进一步开展中原古文明研究的六点出路。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与阶段性成果》^[3]认为，这一项目采取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制定了《夏商周年表》，为我国古代商周的年代学提供了科学依据，使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有了可靠的基础。

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4]论证了商王朝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或“四方”与“四至”三个层次。以商邑为轴心的“商”地，乃“王畿区”所在；王畿区外为“四土”或“四方”，是与商王朝政治关系密切、经济文化流向频繁的大区域，亦为王朝宏观经营控制的国家疆域地理；“四土”或“四方”之外为“四戈”，即所谓“四至”，是商王朝势力及其文化波及影响的周边地区。

宫长为《西周三公新论》^[5]认为西周王朝确设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师侧重掌军事，太傅侧重掌立法，太保侧重掌监察。晃福林《论中国古代史的氏族时代——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6]，受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的启发，对中国先秦时代的社会形态进行了阐释。

2.秦汉政治史方面

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7]分三个部分来研究两汉政治文化：第一，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探讨了两汉重要学派、学术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与汉代政治的互动关系。第二，政局、政论、政策。探讨具有时代特点的重要政论，是如何在相关政局的刺激之下产生的，又如何对统治集团制定对应的政论产生直接影响。第三，神秘主义笼罩下的汉代社会。着重探讨了术数之学作为政治文化在两汉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与神秘文化直接相关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风俗问题。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8]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作者将两汉政治史演变的大势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并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西汉再建帝业的道路——儒术兴起的历史背景；第二，“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第三，“霸王道杂之——《公羊》学对西汉中后期政治的影响”；第四，“纯任德教，用周政”——西汉后期和王莽的改制运动；第五，汉室复兴的政治文化意义。

辛德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9]一文，在充分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缜密考证后认为，“垓下”应是“陈下”之讹误，楚汉最后的决战战场是在今河南淮阳的古陈邑城下。卜宪群《两汉之际建制考》^[9]一文，对史学界较少关注的两汉之际诸政权的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缜密的考述，廓清了其中诸多问题，从而使东汉制度的渊源问题有了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

3.魏晋南北朝政治史

在典章制度发展上，阎步克《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补论》^[10]仔细考察了汉代因病因丧一度离职的禄秩情况，并对尹湾汉简所见“贬秩”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虽然直至东汉，散官仍是“官”而不是“阶”，但诸大夫以至郎官的闲散是很明显的，这已开启了魏晋以下散官不断委积、不断虚衔化的进程。

政令研究的进展值得关注。楼劲《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11]对北魏太和至正始年间修令、班令的史实作了考证，认为北魏令修成后多数已经班行，未班行的如学令、杞令，其未行有军政文化背景等原因，由此认为程树德《九朝律考》关于北魏高祖以来所定诸令搁置未行的说法，不尽正确。

一些以前未受重视的领域有了明显突破。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12]勾勒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吉凶军宾嘉五礼逐渐系统化的过程，并对制度化后的五礼内容作了较全面的考察，认为魏晋南北朝五礼的制度化起了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