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在坚持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锐意创新、开拓进取，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并表现出以下明显的特点：重视对世界历史矛盾运动的理论描述；重视世界历史研究中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重视基础研究和对策性、前瞻性研究相结合；重视追踪国外世界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并有选择地汲取其有益成果。这使得研究视野不断开拓，研究成果不断深化，研究方法不断完善。

现从外国史学理论、古代中世纪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史、东欧中亚史和西欧北美史等方面，分别综述如下。

一 外国史学理论

（一）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仍是两大热点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史观对国际史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于沛指出，全球化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全球化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全球化现象为史学家提供了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全球史观是20世纪下半期的产物，强调“全球”是针对西方“中心”而言。^[1]

后现代主义史学继续引起学者关注，莫伟民通过考察福柯对历史主义三大论题，即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的批判，指出其“真实的历史”实际是一种否定事物本质起源，并强调历史过程的间断性和个性化的非历史主义特征。虽然福柯与康德、马克思、哈贝马斯等人都批判黑格尔历史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总体化的理性过程，但福柯在历史观上与后者不同。^[2]余章宝也分析了福柯如何颠覆历史理性、放逐历史主体、瓦解历史客观性、终止历史进步和拒绝历史总体化等方面对西方现代历史观的批判，但认为某种意义上这些批判是福柯对史学的独到的贡献，特别是推动和影响了新历史主义。^[3]

陈新认为，虽然德里达没有系统阐述自己的历史哲学，但其后现代历史理论对西方历史哲学构成极大冲击，他的书写语言学已经解构了西方传统历史认识论中的诸多要素，如语言、事实、时间、文本、世界、历史等。他从上述六个方面探讨德里达思想对传统史学认识论、文本叙述和历史观等层面的影响，并从德里达思想的角度，解释传统史学在西方后现代思潮中的处境。^[4]

（二）历史认识论研究仍占有重要地位

加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对西方历史认识论有很大影响，其倡导的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反对历史客观主义的主张已经渗透到国内一些学者的作品中。袁吉富对加达默尔的观点所引申出的，否认历史认识客观性和相对主义倾向提出了质疑。^[5]

何平指出，在20世纪下半期，没有任何一门人文学科像史学那样在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进行了如此彻底的再思考。西方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历史解释模式的探讨、历史话语的解构等一系列历史研究的最基本问题，都进行了再认识。由于这些新的探索，西方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有效性、使用语言概念的准确性和运用资料及理论概括的技巧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6]

如果说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认识论是反映论，20世纪史学认识论可以说是体验论。而赋予“体验”一词以普遍概念意义的是狄尔泰。李红宇分析了狄尔泰的体验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思想环境的含义，来揭示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特征，说明其在狄尔泰哲学和历史理解中的地位和作用。^[7]

韩震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论述了本体的历史、认识的历史和语言的历史在史学中的辨证关系。他指出，从基础和存在论的角度看，没有历史事实作为对象，就不可能有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没有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也就没有历史话语和历史文本。三者共同构成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8]

（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史学流派

相对而言，近20年来国内学者比较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梁民愫概括了这一研究的现状、特点和前景，认为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的史学研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9]张卫良、周东华通过对经典作家原著的研读，认为虽然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也没有给出完整的定义，但其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很丰富的，涵盖面也很广泛，如果仅从单一视角看，容易产生大相径庭的结论。^[10]

我们在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有关研究的同时，也需要广泛和深入地了解其他学派的情况。16～18世纪的西方历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