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在跨世纪的反思中取得稳健的发展。文界思潮，表面看来，不免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去看，纷乱之中也有相对集中的话题。比如“当代文学热点问题”、“文情传真”中的“重说‘纯文学’”、“媒体批评”、“评说‘鲁戏’与重说鲁迅”，以及其他栏目中的重点话题，都在本年度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予以关注。而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2001年文学研究的基本情形，就有一个大致的眉目与大要的印象了。

从这些纷乱又丰盈的文学话题中走出，我们感觉到2001年的中国文学研究，较之过去，无意义的论争减敛了，有意义的论争也很少走样了。建设性的姿态在显现，学理性的成分在增进。而与此同时，那种已经在生长着的自由气息与民主精神，也在与时俱进地强化，这是运行于文坛之中的内气，应比显现出来的事象更为重要。

一 当代文学热点问题

（一）上海重说“纯文学”

有关“纯文学”的讨论，源自《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发表的李陀的访谈录《漫说“纯文学”》（李静采写）。《上海文学》在本期的“刊前语”就此指出：“‘纯文学’这个概念深深影响了八十乃至九十年代的文学写作，然而，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以及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却少有人提及。一些问题正在被陆续提出。比如，什么是‘回到文学本身’，文学的介入性究竟是什么，文学和现实又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关系之中，所谓‘纯文学’为什么会被引向技术主义、形式主义，等等。而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则使一些作家、批评家希望重新检讨‘纯文学’这一概念，总结它的利弊得失，以使文学能够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此后，从第4期起，《上海文学》连续刊发了薛毅、韩少功、南帆等人的多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探讨“纯文学”的概念及其相关话题。

李陀的访谈文章有“为什么要反思‘纯文学’”、“九十年代‘纯文学”的状况和问题”、“‘纯文学’为什么不好看”、“严肃文学应该向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汲取营养”、“文学写作中的速度问题”、“现代主义面面观”六个部分，其中谈论“纯文学”的主要是前三个部分。李陀认为，出现于80年代前期的“纯文学”的提法，到80年代后期得到普遍的赞同，到90年代成为主流的文学概念，但它在近十年间对文学写作的影响不是很好，现在到了对它进行反省的时候了。在90年代，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没有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尤其是“七十年代写作”的出现和“个人化写作”的张扬，更使文学与社会的脱节进一步加剧。似乎“个人化写作”不仅是一种与时代合拍的写作，而且是真正的纯粹的写作，这使90年代大多数作家视野很窄，有种小家子气。李陀认为，在“纯文学”的问题上，作家们固然应该重新思索，而批评家更需要反省，要联系国际国内的大背景重新考虑这一观念，不能自缚手脚，主动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中国向何处去，文学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没法离开一个去思考另一个。

《上海文学》在2001年第3期同时刊发三篇署名文章，薛毅在《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一文中，从“纯文学”的提法源于文学的内部分类说起，论述了“纯文学”由自律与自由逐步走向死胡同的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先锋文学的精英化倾向。张闳在《文学的力量与“介入性”》一文中，着重论析了“纯文学”观念失却反叛性尔后走向保守性，以及文学写作在涉及“介入性”时由虚弱逃离和粗暴介入，暴露出来的作者的精神无力。他指出，写作的“介入性”首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写作的实践。葛红兵在《介入：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信念》一文中，从五四启蒙文学的命题谈起，认为纯文学的介入，其角度不在市场，不在体制，惟在于此。而90年代，文学不再介入人们的经验世界，也不再介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它远远地独自跑开了。它成了不介入的文学。在介入的文学方面，现代最伟大的代表是鲁迅，当代最杰出的传人是王小波。

2001年第4期《上海文学》又发表了韩少功等3人的讨论文章。韩少功在《为“自我”而知恶》一文中，着重就“纯文学”中的“自我”的概念进行了论析，他认为自我从来就不是个体，一个人越要认识自我，就越要认识世界，一个人越是在表达世界，就越是在表达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