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部分

1.2001年国内英美文论研究领域

全球化、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后现代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是几个重要的话题，而且不仅这几个话题之间、甚至每个话题本身都出现了冲突的现象。

全球化话题在前几年只是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零星的研究。而全球化话题在2001年的涌现，与中国在这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有直接关系。当中国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在高谈阔论“与世界接轨”的时候，国内英美文论界对全球化的研究却出现了两种声音，其一是顺应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认为国内文学研究应与“世界规则”接轨，例如对英美文论术语的语义还原，诸如“全球化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等等，欲使中国文论研究进入世界，例如王宁的论文《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等。从这种研究趋势中产生了对“文化多样性”或“文化多元论”的热情，仿佛全球化意味着各个民族一地区的文化之间的平等交往。哈贝马斯的访华演讲及其大量著作被译成中文，更强化了这一幻觉。

然而，另一种声音却从“世界”或“全球”这个概念里看出了“西方”权力的变相形式，即西方文化霸权以一种虚假的普遍化形态来掩盖其当初赤裸裸的文化殖民主义。如果说北约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干涉引发了对全球化性质的第一次深刻质疑，那么随后西方八国集团（G8）高峰会议期间发生的10万人参加的反全球化的示威使全球化的问题进一步突出。作为这种冲突的一个戏剧性表现，是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10年前提出的广受批评的“文明冲突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对不同文明之间的潜在冲突的清醒描绘，而美国9月11日发生的恐怖事件似乎证实了亨廷顿而不是哈贝马斯的预测。

关键在于全球化的西方霸权性质。对西方权力在全球化中的作用的意识，导致了作为世界光明前景的全球化幻觉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具有文化民粹主义情结的知识分子及其在第一世界的代言人重新发现了殖民主义的一种复活形态，即后殖民主义。然而他们的研究却不以一种简单的“反对”形式出现，而是对西方的写作进行权力分析，从内部揭示其西方霸权性和意识形态性。如果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是一种必然趋势的话，那么在文化领域，反全球化的趋势似乎更强大，它表现为第三世界对其陷入危机状态的文化本体和文化认同的焦虑。作为这种趋势的表现，英美大量有关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例如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合著的《全球社会学》、巴特·穆尔一吉尔伯特的《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以及爱德华·萨义德的一些著作（例如《文化与帝国主义》）。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反动，但不属于后殖民主义范畴的一种理论，是类似以塞亚·伯林有关消极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论的著作的大量翻译和介绍，例如《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等。国内英美文论研究界关于后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研究，出现了——些反思性的论文，例如戴从容的《从批判走向自由：后殖民之后的路》等。英美文论界对全球化隐含的霸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尽管发表了不少论文，却大多局限于西方视野，换言之，是介绍的成分多于研究的成分，而缺乏一种批评实践，即对原始材料的批评以及关于批评的批评。而若研究停留在对西方的全球化理论（包括反全球化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的介绍和翻译阶段，就有可能使后殖民主义重新成为一种西方霸权。因此，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的批评实践。不过，这种大规模的翻译和介绍，为以后几年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创造了很好的理论氛围。

对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由于开始得比较早，更由于后现代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的一种日常状态（例如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文化产业的极度增长、社会流动的与日俱增、文化价值平面化和文化、生活方式多元化等等），因此其本土化较之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更加深入。另一方面，对西方（英美）后现代主义理论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也显示出全面和深入的特征，英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理论家的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中文，仅2001年，就翻译出版了不下十几种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著作，例如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等。此外，如果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