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理学

2001年度法理学的研究总体上呈现稳定调整的局面。在学界就“法理学应多些知识、专业的成分，少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法理学研究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许多学者以其他学科的方法论结合法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对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需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法理学的发展速度无法适应法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很多部门法理论及法律实务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其根源在法理学研究的缺陷。法理学研究应在关注“纯粹学术问题”的同时，更多关注客观现实中存在和发生的法律困惑背后的法理问题，及时给出理论解释或研究方法的建议。

本年度法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

1.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合法解决，是关系宪政兴衰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决定公民权利，还是公民权利决定国家权力，乃是有无宪政的根本区别，也是义务本位法与权利本位法的分水岭。按照义务本位法，是国家权力决定公民权利，公民权利要绝对服从国家权力，公民以服从国家权力为义务，国家权力是权利的来源。而按照权利本位法，国家权力源于人们的自然权利并服从和服务于公民权利。

也有学者主张，权力本源于权利和利益，并且离不开权力；无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利益；而无权利作为基础，权力也无由产生。权力是经社会确定的，但是权力存在异化和背离权利的腐败问题。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权力逐渐向权利回归，逐渐社会化和国际化。还有学者提出，监督权力的权利之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个体完全匍匐于国家权力之下，无所谓监督公权力之权利的存在；第二阶段，受某种国家权力直接影响的个体有利用国家的另一种权力予以抗衡的权利，是一种特定个体可介入其所涉之公权力关系的权利；第三阶段，与公权力具体行使无涉的个体可以依法对公权力的行使过程或结果予以质疑，并有程序上之保障，这种质疑仍需借助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力量，但与第二阶段不同的是个体的广泛性与不特定性。

2.法学方法论

有学者认为，法学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区别。法学属于人文学科，有许多的特殊性，即它的对象都是围绕着人的精神世界来进行的，由法律控制和调整的行为是一种意志行为。这就要求法学不能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自然科学的方法虽然可以为法学所采用，且卓然有效，但科学不能成为取得所有知识的方法。法学的知识主要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知识，要求主要用解释学来作方法论。解释学的特征表现为它是理解的艺术，它是部分与整体、主观与客观、前见与创见的不断循环，而不是以因果关系进行解释和理解。法学研究实际上是人自身在研究人，法律是人自己在不断约束和控制自己，这是法学的主要方法论取向。

有学者将目前中国的法学研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政法法学、诠释法学、社科法学。政法法学的基本问题是要把法学的一些有某种政治禁忌的题目从极“左”政治或僵化政治中解脱出来，使之能够成为一个公众的、学术的话题。其方法大致是用新的、在当代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抨击一些极“左”的信条，呼吁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但是，这种话语注定了仍然强调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因此其规则基本是政治的，而不是技术的或狭义的学术的。它的规则和评价标准是“政治正确”。诠释法学的核心问题是构建一个概念系统基本完整、自洽且能够有效传达和便于运用的法律规则体系。它是技术导向的，尽管它的实际功用并不仅限于技术。必须指出，它同样具有政治性，它是化解、颠覆极“左”政治、空头政治的有效武器。社科法学的核心问题则是试图发现法律或具体规则与社会生活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它不大关心提法的正确与否，甚至不满足于是否当下有用，而是试图发现“背后”或“内在”的道理。

3.关于司法改革

有学者指出，以相对合理主义的态度看待司法改革，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合理主义隐含一种宽容司法操作中“适度违法”想象的主张，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远远超出“适度”范围的违法操作的情况下，有可能被用作为司法中的各种不规范行为辩护的理论依据。其二，相对合理主义给予不完全理性的实践者“低调哲学”的理论武器，是否会成为保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