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一年，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的情况下，中国却一枝独秀，仍然保持了超过7%的高增长，吸引外资总额、外汇储备额、人均国民收入均创历史新高。加入世贸组织，申办奥运成功，足球冲出亚洲，好戏连台。香港《亚洲周刊》认为，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至新高点，中国人的自豪感也上升至新高点。“全球约14亿中国人，正以无可争议的姿态，成为2001年的‘风云人物’”（邱立本等，2001）。

社会学研究，一向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通，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极为关注。2001年的学术研究，虽然未必能说发生了“重大转折”，但可以说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在某些方面也许是具有标志意义的“转折”。概括地说，“重要进展”或“转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力量开始向若干重点领域相对集中

中国社会学虽然已经恢复重建22年了，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大量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学科自身建设所必须铺开的大量分支学科领域，以及学者个人希望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可以自由驰骋的学术空间的主观愿望，使得以往的学术研究布局处于不断发散、不断展开的过程，以至于在相当一些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形不成学术对话的氛围，不具备相互讨论的基本条件，各自为战，自说自话的状态比较严重，更谈不上集中力量解决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了。间或，也会有少数热点问题同时吸引一些社会学学者参与进来研究，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工潮”乍起，引起了敏感的社会学者的极大兴趣，一时间，仅在北京就成立了至少七八个课题组，不少单位的精兵强将都卷入进来，形成了一个研究的“热潮”。但没过多久，“民工潮”没有落，“研究潮”却先行冷落了。潮过之后，宛如海滩上留下了一些闪光的贝壳——一些质量尚可的研究报告，但对学科建设具有长远积累价值的“建筑物”却并不多见。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评论那时的研究成果，而主要是评论当时的研究布局——一种学科研究的状态。

2001年，又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社会分层问题就是一大亮点。但这次的状况与过去有所不同。比较而言，这一次的研究重点更为明确，力量相对集中，并且已经形成了学术讨论的氛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就以“社会结构和社会公平”为主题召开了讨论会，年末又召开了社会转型问题讨论会，重要话题就集中在社会分层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担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就分层问题进行了3年的调查研究，也开始推出一批成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校的社会学者也在长期关注社会分层问题。对社会转型、社会流动和社会资源分配的长期理论研究为这次关于分层问题的研究热潮奠定了对话基础。如此，研究有望持续下去，并可期待可观的学术积累。

社区研究成为另一个重点。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学长期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最近也受到了来自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促进和推动，因而社区研究既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术领域，也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实践领域。与此相联系，社会政策研究、宗教和文化研究、非营利组织研究以及其他几个研究领域，也在进行学术力量的积聚和学术成果的积累，已经或正在成为研究的重点。

2.社会公正正在成为主导性学科意识

在研究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层问题的过程中，在对下岗失业、弱势群体、弱能群体的关注中，在对城乡贫困人口和扶贫解困问题的研究中，社会学者的社会公正意识逐渐增强，并且已经体现到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表现为社会学者的一种责任意识和学科意识。

曾经有一种说法，在效率和公平二者之中，经济学更关心效率问题，社会学更关心公平问题，这种说法当然不够准确。但由于社会学确实一向以达成社会秩序、社会协调和社会整合为重要的目标取向，所以，增强社会公正意识，也就是增强了这个学科的责任意识。

社会公正，不同于以财富和权力的均等程度来衡量的“平等”，也不同于与效率相对而言的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的最高理念，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价值基础，赖有这个基础，社会才能建立起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