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界（social world）和政治斗争的概念

最为绝对的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ist theory）必须考虑到社会界代理人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考虑到他们的代表性劳动（the labour of representation）（从这个词的任何意义上而言）——为了强制推行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幻象（vision）或者他们自身在这个世界的地位的幻象（即他们的社会身份）而不断进行的努力——为建构关于这个世界的幻象所做的贡献，以及为这个世界的真正建设所做的贡献。社会界的概念是双重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客观”方面，这一概念是通过社会建构的，因为代理人或者机构所具有的特性不能独立地为这一概念所吸取，但是，如果二者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概率的变化范围又很广（而且，正如有羽毛的动物比有皮毛的动物有更多的机会拥有翅膀一样，那些拥有实际文化资本的人比那些缺乏此类资本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博物馆的参观者）；在“主观”方面，社会界的概念之所以得到建构，是因为在特定时刻易于实施的认知和评价系统（scheme）（包括所有以语言形式规定的东西）是以前的符号斗争（symbolic struggle）和符号表达（symbolic express）的产物，在转化的形式上说，符号表达或多或少是权力象征关系的表述。事实依然是，社会界的客体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和表达。这是因为它们像自然界的客体一样，往往包含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含糊性——例如，特性的持久联合从来都没有建立在除可转换特征之间的统计关系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基础之上；还因为它们跟历史客体一样，也从属于时间变量，它们自身的含义，是由未来决定的、悬而未决的，故而也是相对不确定的。这一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因素构成了世界观多元性的基础。这种多元性跟观点的多元性相联系，也跟为有关世界的合法幻象的生产和强制推行而进行的符号斗争相联系，更精确地说，还跟所有关于满足感（fulfilment）的认知策略相联系，这种策略通过超越有关将来或过去的直接明显的特征而产生了社会界客体的意义。通过胡塞尔（Husserl）所谓的张力与压力，上述意义可能是含蓄的、默认的，是排除了过去和未来形势的各种展望与回顾（prospection and retrospection）的实践形式；或者，它也有可能是明确的，正如在政治斗争中，为适应当前的需要而对过去进行的回顾性的重构（“拉斐特，我们在此”），而与远见卓识相联系的未来也被不断地调用，以期确定、限定和定义当前的经常公开的意义。

指出社会界的概念就意味着，一种建设性的行为绝不会接受知识的知性论：一个人社会界经验的实质部分及其暗含的构建努力的实质部分在实践中出现，而没有达到精确描述和口头表达的水平。一个人在社会空间所占据的地位的感觉（格夫曼［Goffman］称之为“个体位置的感觉”）更接近于阶级无意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它是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实际控制。这种控制通过它在那种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的感觉来表现自己。社会界概念的分类实质上是社会空间客观结构结合的产物。结果，他们倾向于让代理人去接受社会界的现状，认为它理所当然，而不是去反抗它或者突出那种反对甚至是敌对的可能性。作为个体能不能承认自身的感觉，个体对位置的感觉意味着对个体地位的默认、一种限制的感觉（“那并不意味着我们”）或者——与此相同的——一种距离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得到他人的承认、维护、尊重和期望。并且毫无疑问，当存在的条件更加严峻、现实原则得到更加严格地强制推行时，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因此，深奥的现实主义通常都表现主导者的世界观，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形成的保守本质而发挥作用，它只有在涉及对那些它帮助生存或存活的人的“客观利益”进行外部的并因而是规范的描述时，才显现出保守的色彩。）

如果权力的客观关系能够在有助于维持这种关系的永久性的社会界幻象中进行自我再生产，那是因为世界观的建构原则都植根于社会界的客观结构，也是因为权力关系以那些关系的概念的分类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但是社会界客体特征的不确定性和含糊性的程度，加之适用于它们的感知和评价模式的实践的、反思的和含蓄的特征，就是在客观上使真正的政治行为成为可能的阿基米德点（Archimedean point）。社会界的知识，或者更精确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