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问题

人类学对人文学科的重要贡献就是其所阐发的文化概念。人类学所理解的文化是一个由社会—历史规定了的并从内部塑造而成的象征系统，因此，若将其简化为实践运用（praxis）、社会结构或者“基本的人类冲动”就不能掌握文化概念——将其泛化也无法理解它。人类学的观点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未作引申的文化概念，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范畴（categories）的分析就要么退化为历史主义的幻象——历史主义以为通过简单地将一种文化形式与其前身相联就能够说明它；要么退化为不充分的功能主义——功能主义必须预先假定一个它不能够说明的象征秩序，然后反过来将这一象征秩序^[1]看成是社会结构的表现；或者，最糟糕的是，退化为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总是把文化看做是经济结构与实践运用的模仿。为了反对这些观点，许多人类学家试着阐发了意义集中的、未被简化过的并且立基牢靠的文化概念、阶级概念与社会结构概念——一种能够有力说明它们之间内在联系而又不牺牲它们独有特性的理论。布迪厄（Bourdieu）在这方面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他对资本、场域（field）与象征权力概念的论述不啻为一种阐发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在本文中，我运用他研究文化生产的著作来分析其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我的目的是要将文化问题的主题勾勒出来：文化的地位、定位（location）及布迪厄理论中的建构（structuring）权力。

二 认识论与方法论

布迪厄曾反复说过，科学文本的生产是一种政治行为。像所有实践一样，科学实践因在某个更具体的场域中起作用的逻辑而充满了活力。在这一场域，科学分析是寻求见解的方式；超越这一场域，它们就是观察者用以把其对所观察的那些人的“客观”说明强加给那些人的方式。倘若这一观点正确的话，在所有他的工作中都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当前（moment）。他就是这样尝试去说明一个特定社会的社会学家或人种学家——他们在科学场域的逻辑中工作——如何运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生产出一个场域文本（field text），然后该文本以转变后的形式返回到出产科学家的社会和科学场域。在《实践理论概要》中，他的目标是要阐明，在一个外文化中生活所带来的社会与认识论上的“中断（break）”如何导致了过于强调观察者角色的一些方法，产生不能帮助实践而是“总括（totalize）”实践与形式化（formalize）实践的场域文本，并在最后——破坏性地——返回科学场域的研究，在其间由操作法（modus operandi）所产生的实践被转换成行为规则与模式。通过返回到法国文化，布迪厄几乎排除了这种社会与认识论上的中断。他与他的研究队伍毕竟是“本土的”语料供应人（native informant）。但是这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常用的人种学方法——特别是参与观察法——不可能包含法国文化的差异性，因而他的目标变成了运用人类学上的统计数据来避免和揭露简化论与意识形态的陷阱，简化论与意识形态陷阱侵蚀了以统计为基础的社会科学^[2]。根据这一观点，布迪厄对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社会的分析以及相呼应的对科学场域和学术机构的评论意在使人理解如下观念：社会地位和在科学中所占据的地位与科学知识是不可分的（Bourdieu，1975）。布迪厄就文化与社会结构所说的不仅适用于科学及其自身的研究，也适用于法律、教育或者政治。

三 文化与社会结构

根据在布迪厄理论与实践中占有重要位置并是其重要构成的“场域”概念，其工作的分析始于其对社会结构的看法。他提炼出了一个三层次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概念，其中最具体的层次是几个独特的场域，每个场域都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与行动者（agents）。这些场域被定位于以内部阶级动力来规定的“权力场域”内。一个阶级内部权力的有差别的分配——建立在不同场域通往经济和/或者象征权力的渠道有差别的基础上——绘制出了不平等的阶级派别。文化场域的生产者——拥有通往和经济权力相对的象征权力的渠道——是“支配阶级的支配派别”。最后，阶级被定位在通常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场域内。在布迪厄看来，对任何特定场域的分析都必须说明其社会结构等级。对社会结构的这种看法试图将阶级与地位相联，通过习性（habitus）将上述两者与行动和实践相联，并提供对等级制再生产的解释。

布迪厄对社会结构与文化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