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库尔特·凡尼哥特（Kurt Vonnegut）二战前在芝加哥大学研究人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研究。他在其一本小说中说，人类学似乎有两种训导（messages），在战前，他被告知所有人都是不同的；而到战后，他却被告知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人类学——以及人文或社会科学——在其历史中都的确有这两种训导。人类学也许是其他不同学科的例证——但与其相同，种族中心主义或显而易见的普遍主义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大多数人文科学中都占支配地位。今天，这一争论仍在继续，且声音尤其响亮。争论一方是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一些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将认同（identity）政治建立在相异的绝对性基础之上的人。他们认为不同智力传统根本不能相容，甚至跨越文化线的完全沟通也是不可能的，并强调其他基本的差异。另一方是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现代主义的捍卫者。他们以理性作为沟通基础，其中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最为著名。

后现代主义者太过强烈地鼓吹他们的立场，有踏上极端相对主义滑坡的风险；一些人的确率先向那滑坡俯冲过去。而哈贝马斯通过理性主义方式如此彻底地捍卫启蒙计划（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似乎易受黑格尔针对康德道德哲学所做的责难攻击。黑格尔的四个关键责难是：过于形式主义，抽象普遍主义，纯粹应当的软弱无力，非经验论（pure）信念的恐怖统治^[1]。特别是，像哈贝马斯那样的说明似乎需要把形式与内容清楚地分开，因而与实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性（concreteness）失去联系。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试着用最强烈的言词来将他的研究与哈贝马斯所辩护的传统区分开来，力求提出基本上是具体的理论，做经验分析，并反对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和其他对立）。然而，我们很难将他归入后现代主义者之列（虽然像许多人一样他可能自认为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他对另一条道路的探索是很有价值的，并将在这篇文章中得到支持。不过，我也会指出，由于在区分所谓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普遍主义对历史特性（specificity）——这一个问题上不够清晰，布迪厄的观点比其初看上去要更模糊，因而也更有问题。

总的来说，自称现代主义者的那些人与自称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人之间的争论似乎重复了有关理性与跨文化分析的非确定性（inclusiveness）之争。后一争论是由温奇（Winch，1958）引发的，他对知识应溶入背景来理解持有过于极端的维特根斯坦式（Wittgensteinian）的观点，以至于使跨文化理解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参见Wilson，1970；Hollis and Lukes，1982）。那一争论产生了各种有趣的观点，但最终是以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离开经验工作（以及大多数政治行动主义者对实践的关注）来贯彻的，它并不能使我们的理解实现变革。在后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之争——可知的各种第三条道路似乎难于被认同——中也是这样，这些观点都在修辞上过于夸张，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倾向于以脱离实际分析和社会实践的高度抽象来被提出。像福柯（Foucault）和布迪厄这样明显的例外事实上不是这一争论的主角。福柯固然提出了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并没有赞成后现代主义是文化的形式或社会现实。

在这篇论文中——恐怕它自身也是相当抽象的，我想要提出如下问题：皮埃尔·布迪厄的研究是否提出了介于普遍主义和排他主义、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所有相关且疑问很多的两分法——之间的这样一条切合实际的第三条道路。我不想把它作为相同类型的观点来提出，部分原因在于我认为布迪厄令人钦佩地避开了争论两方所下的绝对性的断言；他呼吁社会科学中的非正统（Bourdieu，1988f，以及风格相同的Bourdieu and Passeron，1967），这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打动了我。但是布迪厄的研究与当前对话的两方都有很多的相同点，尽管其非常独特。它与大西洋那边通常被称做“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美国学者都有结构主义者的根源，并且都认识到，结构主义者拒斥对知识基本范畴所做的一切批判性研究，因为这些批判性研究都必然建立在主体哲学基础之上，这是错误的。像德里达（Derrida）和福柯一样，布迪厄完成了重要的、批判性的方法论探究而没有信奉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传统哲学。然而，布迪厄不像其他这些“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