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特里格拉夫小组

1995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举行了社会发展峰会，它倡导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伦理与精神新观念。为回应这一呼吁，一个叫特里格拉夫的跨学科、跨专业、跨文化的小团体（The Triglav Circle）创建起来，旨在更好地阐扬社会发展的精神维度（UN，1996）。“特里格拉夫”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南斯拉夫）布莱德附近一座山峰的名字，也是“特里格拉夫”神的名字，象征着爱、精神与思想。全球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开启了新的机遇，给世界带来了快速的变化和巨大的改观。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贫困、失业的加剧和社会的解体。这一切为世界各地的个体、家庭和社区造就了新的物质和精神需求（UNDP/UN-NGLS，1996）。

特里格拉夫小组拥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学家，其宗旨是平衡失衡的全球化，这种失衡的全球化被当作是一种纯粹归结为资本与消费者市场的经济活动。即便是伦理学，也被理解为施加在人的权利之上对理性行为的普遍有效性规范，以及针对政府和社团的行动准则；这样的理解在某些特里格拉夫小组成员看来，是没有精神的表现，因为它传达不了任何思想。更有甚者，在冷战气氛的长期笼罩之下，学术研究曾经一直遭受着意识形态的威胁，因此，概念理论往往一步步退缩到抽象而直白的角落里，乃至堕落成方法论。如今，一方面，学理探究仍然受着笛卡儿二元论（物质要在纯粹的观念里方可找到意义）的禁锢。另一方面，不断走向超验的哲学注定变得无关痛痒、毫无用处，而沉思也沉沦为修道院内的做功，陷入了妙漫、荒诞的非理性境地。

为了让死气沉沉的统计数据充盈着生命与人类的生机、生气，特里格拉夫小组成员采用了联合国的术语“精神”（spirit）。精神传达着某种“到场”与“存在”，它是一种激发意象的东西，驱动着人们（即便是修行打坐的僧道和冥想者）行动起来，去有所作为。这种精神通过三种形式——社会参与（socially engaged）、艺术协调（artistically mediated）和文化感受（culturally sensitive）——表现出来，并确证其存在。

二 精神与社会参与

特里格拉夫小组的参与者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那种仅仅从经济的视角运思的全球主义。在许多全球精英看来，交流首要地是指经济信息的交换（The Economist，1996）。另外，媒体被归结为一种娱乐工具，而法律被设想为提供商业环境的工具，它无非是鼓励企业家的成长，救助敢于为其决策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与法人。还有，出于把民主简化为政治选举的要求，整个全球政治日益缺乏远见。在财政部长（而不是外交部长）的辅助下，八国集团政治领导人的主要目标变成了维持市场现状。由于只有3%的税入可供支配用于社会成本的补偿，各国政府不断放弃了经济意义上的权力。国家和州政府不仅把人文艺术学科上的资助，甚至把保健和福利上的资助，都委托给了私人商业部门去做。与此同时，今日的全球权力日益从经济的角度来界定。经济权力指涉社会地位和社会支配两方面，它有可能是操纵互联网的某种内在的社会力量。全球主义意味着，不仅经济上的景观，而且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景象，包括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社会部门，都向宏观层面上过渡和转移（Friedmann，1997）。

不仅是主导性的体制结构向全球层面转移，这些体制的社会布局也处于串接的过程中。全球社会中所有部门的制度和组织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的；学生在选择一所大学的专业时，看的是它在未来就业市场上的价值；公共信息在今天也主要是从其经济价值的方面来看待（NYT，July 14，1997）；艺术也日益从其投资价值的角度来考虑。

在基于全球视角（今日的经济精英们在其中纵横驰骋）与全球体制结构的社会布局串接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是空虚、茫然的，他们的（公民）社会组织在衰落，他们的基层单位或机构——包括家庭、学校、教会、法庭和社区等——正变得日益虚弱、不起任何作用了。在全世界50亿人中，很少有人在当地就直接体验到全球经济的诸多特性，比如单一的一个全球性阶层成员（在多国公司供职的专业技术人员）；操持同一种全球性语言（英语）；这些人接受以西方技能为范型的统一的全球性培训；造就出全新的社会资本，均衡地散布在参与这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同一种仪式的所有社会中，并把其中原创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