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令人困惑的波罗的海德国人（Baltic Germans）现象

沙俄帝国西北边缘环波罗的海地区自从1710年被彼得大帝征服以来，直到19世纪中叶，就一直是独裁的沙皇帝制内一块自治的“飞地”。这个地区（如今包括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个共和国）不是由沙皇直接任命的官员统治，而是由极端少数派的人口——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或者说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的居民自己治理^[1]。除此以外，在这一时期，这个少数民族中的贵族统治阶层有相当数量（简直有点不可思议）的人挤上了沙皇文职高层。一方面，正是这些零星的人口（他们构成了沙俄疆域内语言、宗教上的少数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他们在沙俄统治下所取得的成就如此辉煌一样，1850年以后的那个世纪所见证的波罗的海人的多灾多难也是轰轰烈烈。真是风云突变，他们对本土的控制收缩了，他们在官僚体制内的绝对优先地位也遭到了挑战。伴随着沙俄帝国在1917年的解体，以及接下来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两个独立国家的形成，他们的颓势进一步加剧。最终，随着二战的爆发，剩下来的波罗的海德语人群被遣返回纳粹德国，于是他们彻底从他们本土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实际上，也从历史上消失了。

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大起大落的经历向人们提出了关于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的本性等诸多重大的问题。首先，他们在沙皇统治下的兴盛现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微小的、处于臣服地位而又无明显的讨价权力资源的人群如何可能把持住如此的特权和威势地位？随之必然而来的是，波罗的海德语人群的迅速衰落并最终消失引起我们进一步深思：这种地位如何可能如此脆弱？

本文借助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概念，来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布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有助于解释波罗的海德语人群的兴衰。由于同西方文化的密切关联，加之教育程度高，尤其是训练有素的新教职业伦理精神，波罗的海德语人群中的精英分子最本真地代表了沙皇俄国的一种独特的人力资源。这些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兴起的历程恰好印证和支持了布迪厄对国家的描绘——国家是价值规范及其认同的终极法庭或裁判。

当然，波罗的海德语人群的经历也揭示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范畴所能蕴涵的某些新的含义。首先，虽然布迪厄只是把文化资本描绘为更为广泛的资本现象中的某种次要形式，但很难想像有一个人群，会像18、19世纪的波罗的海德语人群那样完全倚赖于文化资本。因此，波罗的海德语人群的命运几乎可以被说成是文化资本的具体象征和现实典范。其次，波罗的海德语人群这一个案表明，文化资本就蕴涵在国家政治——实际上是国际政治——秩序之内。它还将表明的是，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在体制内的独特身份与地位依赖于一种特殊的政治与社会性群体力量，而这股力量一旦重新组合，则证明对波罗的海德语人群是致命性的。虽然布迪厄把文化资本描绘成社会精英赖以自我再生的卓越手段，但波罗的海德语人群恰好揭示了文化资本的脆弱性。它一旦遭遇到外在的政治冲击，就会变得毫无价值，至少是大为贬值。因此，就如何理解布迪厄文化资本这一静态范畴的发展变化而言，波罗的海德语人群的衰落提供了一种完整的解读方式。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布迪厄对资本的文化形式及其他形式的看法（第二部分）。接下来，把这些看法运用到沙俄统治下的波罗的海德语人群这一案例上（第三部分）。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总结出本文的研究结果，并对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在精英分子的社会科学理解上的作用做出评价。尽管有着公认的精英地位，但实际上，波罗的海德语人群还是显露出了类似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贱民”（pariah peoples）——比方说，犹太人——的某些特性。他们的经历所蕴涵的最根本意义是精英权力的脆弱性（第四部分）。

二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

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概念，是他理论批判的一部分，他要全面而深入地批判当代大量社会科学理论的经济主义（economism）倾向——这种倾向并不仅仅限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Bourdieu，1985）。在此，不想对布迪厄有关社会阶层起源的整个理论以及他本人在结构主义或建构主义论争中的地位做出全面的分析。接下来的章节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