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与经济相关的决策的制定都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把文化资本的思想引入到经济推理当中，把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无限重复的博弈建立模型，该模型把一个因素（如折旧）持续起作用的可能性看作是一个特定文化投资的函数，该投资由代理人在各因素开始相互作用之前做出。通过使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得到：①倾向于特定文化的非生产性投资的个人福利下降。在均衡上，因为他们可观察到的投资行为是关于一个因素可以不断参与的内在可能性的“文化识别器”；②随着人力资本价值的增加，离开社区的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相对于留在社区内的人的工资差距更大；③较一般情况下，所有均衡结果都显示出具有相似天生能力的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投资行为；④当从经济学角度来推理文化资本时，一般政策如教育权利、肯定的行为、各种工作计划等都可以得到无法凭直觉想像的结果。这种新的理论的可测性得到了一个新的适用于许多民族、种族及宗教团体的结论。

导论

许多事情是由社会中一些少数民族的“独特性”（otherness）引起的，在迈拉德（Myrad）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观点发表之后大约60年、吉姆·克劳法（Jim Crow）^[1]颁布大约半个世纪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生活仍具有明显的种族和文化层次的特征，许多经济指数如工资、失业率、收入和财富水平、能力测试分数、监禁率、健康和死亡统计数据等都揭露出种族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参见Loury，2002）。然而，这种独特性最近围绕着黑人的学术成就和“模仿白人举止的压力”的讨论中得到证实。一些黑人因为在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被认为是在嘲笑其他黑人，因为该投资行为被认为是白人的特权。到目前为止，讨论中有争议的部分集中到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区别。假定这些统计数据都是准确的话，那看起来就不只是黑人团体抑制人力资本及其他经济生产性投资。例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些地区，不提倡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而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在一些传统的阿门宗派（Amish）团体中，普遍地不提倡教育。但是在现有的经济文献中，上述后面几个例子在关于种族和民族的差异方面，可能更重要的在涉及特定文化环境和经济成就于更大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方面，所占内容不多。很不幸的是，事实上，在关于两个种族和各个种族之间有关社会阶层和不平等的经济文献、社会文献以及人类学文献中似乎每个种族和民族团体都有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试图通过出生环境和族群特征（而这些根本不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解释各类社会统计资料（如工资、失业率、能力测试分数等）的差别。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可实际操作且适用于不同文化群体的理论说明。这是一个运用很广的理论，包括了最近关于“模仿白人举止”的研究（参看Cook and Ludwig，1998；Ferguson，2001；Fryer，2001），并且该理论普遍适用于许多民族和种族团体。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无限重复的理论博弈模型。该模型适用于许多不同社会的文化资本。这个理论尤其适用于任何一种要求其成员做出高昂的特定社会投资以便于与群体成员之间合作的文化，但是在稍大的社会中，该理论可能会与经济成就相抵触。上述的群体包括（但不仅限于）美籍非洲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西印度移民以及许多宗教团体。我们的结论简单直观，主要达成三种基本的均衡。①以下情况存在均衡：想努力使他们的潜能在更大的社会中得到最大化的高智商代理人拒绝投资于文化资本，而低智商代理人大量投资文化资本以区别于高智商的代理人。这就使能力较低的投资人可以从合作中获益以取代经济成就。根据简单的时间限制及成功的概率推测，人们可能会认为文化资本投资最便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不受这种观念影响的具有相同能力的人将得到更多的教育成果。②以下情况也存在均衡：忽略了人的天生能力，即使人们知道投资人力资本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也只投资于他们特定的文化资本而拒绝投资于人力资本。③最后，我们最有趣的研究发现之一就是提出了一种能解释天生能力相同的不同团体所获得的教育成果却极大不同的方法。这种教育成果的不同可以从一个高度复杂的目标函数得到，换句话说，代理人把财产都投入到人力资本或不做任何投资，该种情况下存在均衡，这就导出了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