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促进协会（SABE）赞助下，召开了一次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流的学术讨论会。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人们第一次提出了文化资本与发展的特殊议题。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许多交互影响，其中一个例子是在研究经济发展与包括语言、特定的性别角色以及种族特征在内的文化制度中发现的。本文为观察文化制度对经济发展与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还探讨了特定制度发展起作用的原因，并特别探讨了经济发展如何对文化制度产生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项文化制度，如一种特定的语言或两性的分工，能对一个社会产生未来收益（future benefits），并且创造和维持该项制度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那么这项制度就可被视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我们遵从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即把文化看做人与社会投入时间与物质资源的一种资本形式。然而，我们在使用“文化”一词时往往采用了比布迪厄更为宽泛的定义，也就是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定义——“文化包含了继承下来的人工制品、商品、技术流程、思想、习惯与价值”。我们对文化资本所做的概括，包含并扩展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象征暴力的概念。在人类社会中，最可能在文化资本上投资的是商业公司，而它们的文化资本与约翰·托马所说的组织资本有相似之处。无论何时，只要公司有意识地改变其制度与规程，或是将公司文化注入其员工的认同感中，那么，就可以把它们看做文化资本的投资。

即使根据广为接受的指标，如人均收入，也没有哪个国家发展得完全美好。最明显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及时改变其文化制度。我们希望，通过指出一定文化制度的某些益处以及影响文化的某种机制，本文能鼓励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即通过投资文化资本来降低贫穷。

一 发展经济学的演进

从研究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开始，大多数学者就认识到，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存在着重大的制度与文化差异。然而，尽管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曾严肃思考过文化差异是解释不发达的一项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并没有被整合到经济分析中。那时的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项决定性因素，而其中有许多原因：第一，文化异质的认识挑战了传统经济学模型都存在的假定，即理性、完全信息与效用最大化。经济学家有时也将它作为解释理性计算、自私与预见等现象的理由。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被视为对“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类公认观点的一种潜在的反驳。经济学家容易忽视文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文化变量不易测量。经济学传统并不考虑测量文化变量。第三，即使可以通过测量工具或是通过认识相似情境下不同行为模式的差异来发现文化的差异，人们也仍然很难找出相关的起因和结果。经济学家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建构了具有定义清晰的内外因素的模型，而与此同时，经济学却缺乏将文化变量整合进这类模型的工具。

在战后初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不发达问题的适应性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效用与利益最大化、供求、比较利益及市场效能等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类型。其他一些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经济分析，但支持这种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人中却很少严肃考虑过制度、政治与文化因素。他们的“大推进”（big push）、平衡增长、劳动力资源自由配置的模型，以及经济计划的优点并不能对后来的现象作出很好的解释。恰恰相反，最近的发现已经肯定了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运行良好的市场对发展至关重要。大量的研究表明，政府推行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随着在这一点上达到的日益增长的共识，人们又重新开始关注采用这类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就使得经济学家去研究市场经济赖以良性运作的制度，如产权及契约执行的机制。

与此同时，欠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也促使经济学家去研究这些支持市场运作的制度，经济学科本身的进步使得该项任务变得更加容易。经济学传统领域就是研究市场中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承认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如产权与契约执行等制度在起作用这样一个前提。在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已经将它的研究主题扩展到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