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文化资本的理论家们开始关注运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教育程度高的那些人的权力。但是，在文化资本拥有者所享有的对其他阶级的自治水平这一问题上，他们经常得出相互对立的结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阿尔温·古德纳（Alvin Gouldner）相对照的理论给出了这一倾向最突出并能较好说明它的例子。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领域”是“相对自治”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些能够占用（appropriate）符号生产机制的人是文化资本的所有者^[1]。然而，由于文化生产只是相对自治于物质生产的，所以这类资本的所有者只能在支配性的资产阶级内部创建下层社会（substrata）。与此相对照，古德纳认为文化资本是真正自治的，他在严格意义上而非隐喻意义上使用资本概念^[2]。在古德纳的理论中，文化资本的所有者是一个新阶级的地位的基础，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humanistic intellectuals）和技术知识分子（technical intelligentsia）正运用他们的文化资本使有钱资产阶级（moneyed bourgeoisies）退位。

在他们新的“一般剥削理论”中，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都提出了对这一争论的折中性的解决办法。他们用“技能资产（skill assets）”替换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并且他们认为，技能资产的所有者是盈余占用的独立来源，并因而是剥削的来源^[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生产方式的私人所有权存在，技能资产所有者就只能提供一个“相互矛盾的阶级地位”。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摒弃了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权，技能资产的垄断性占有者就成了惟一的剥削者：他们成了新的支配阶级。这样，罗默和赖特把布迪厄—古德纳的争论翻译成一种历史性的远近配合（per-spective）。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采纳布迪厄的看法，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纳古德纳的看法。就目前情况来说，我们会发现这种折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们觉得它不能解决在罗默和赖特立场与古德纳立场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

古德纳对新阶级的研究是那样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有助于说明“保守的工人阶级”与“极端的中产阶级”这样似是而非的话，说明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早期对“进步”理想的热情（以及工人的相对冷漠），如反越战运动、女权主义、环境保护运动，等等。在古德纳的新韦伯历史理论中，社会变迁的命运是由有钱资产阶级和文化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决定的，尽管从属阶级没有赢得多少——因为它无论如何都没有机会掌权。根据这一理论，人们会预期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始终如一的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t）群体。

罗默和赖特提出了一个根本不同的假设。根据他们的假设，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是剥削系统中“低级别的合伙人（junior partners）”。因而，这些合伙人会比工人更亲资本主义（procapitalist），虽然比资本家自己要少一些。在罗默和赖特的新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社会变迁背后的驱动力仍是从属阶级的斗争。

这两种假设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被立即抛弃掉。像20世纪60年代的极端一代，或者由沙尔斯基（Schelsky）、鲍德霍尔兹（Podhoretz）^[4]等新保守派所理论化的“反文化”现象这样的例子支持古德纳的假设，而新左派的出现以及它在受教育程度高的那些人中的影响似乎又支持罗默和赖特的观点。因此，这是新阶级理论的一个主要难题：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中，何种类别的人更有可能自愿带着他们的权力热情，推翻现存阶级关系，挑战而不是再生产现状，而且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可能这样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对文化资本分析方法和人力资本分析方法的综合。我们希望这篇论文会对这样一种综合有所贡献。

文化资本理论向我们提供了对文化生产者所享有的权威的性质的洞见，这种权威从人力资本/技能—剥削的观点来看是不能获得的。布迪厄强调，文化资本所有者对其专业领域行使“符号性的掌握（symbolic mastery）”，以区别于被剥夺文化资本的那些人的“实践性把握（practical mastery）”^[5]。相类似地，古德纳认为正是他们对“批判对话的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的参与使文化资本所有者得以行使其自身的权威，并挑战所有其他权威，包括经济资本所有者的权威^[6]。无疑，行使符号性把握的那些人与只限于实践性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