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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学校关系中的社会阶级差异:析文化资本的重要性

    作者:安妮特·拉鲁 周军华 出版时间:2005年04月
    摘要: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家庭背景对儿童教育经历的影响问题有着非常奇特的地位。但是对父母卷入学校教育所做的研究很少,量化研究表明:父母的行为在教育的进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为关键的、决定性的。所有考察父母卷入教育的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三种主要的概念分析方法之一去解释父母参与水平的不同。本文中认为教师对父母参与学校教育有要求,与阶级相关的文化因素影响着家长对这种要求的满足,对家庭-学校关系的发展做了一定研究。

    本文是对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社区的白人的家庭—学校关系所做的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学校对父母在学校教育中的合理作用有着相当标准化的看法。而且,在满足教师对父母参与的要求方面,不同的社会阶级背景为父母提供了不平等的资源。家庭生活的特征(比如社会网络)也会介入并调整家庭—学校关系。家庭生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当中那些能为满足教师们的要求提供便利的因素,可以被视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研究表明,利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儿童学校生涯当中的社会阶级差异是卓有成效的。

    导论

    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家庭背景(family background)对儿童教育经历的影响问题有着非常奇特的地位。一方面,这一主题曾经支配着这个领域。社会科学家们已经运用越来越多的方法论工具,去探讨、阐述并反复论证家庭背景对教育生存机会(educational life chance)的影响(Jencks et al,1972;Marjoribanks,1979)。另一方面,直到最近,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基本上还集中在教育的结果(outcomes);而对人们创造和再生产这些教育模式的过程(processes)则关注的较少。

    过去的十五年中,在解释学校内部的社会过程方面,人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种学研究业已表明:室内学习是反应性的、互动的,课堂上使用的语言大部分取自儿童在家里的社会语言经验(Bernstein,1975,1982;Cook-Gumperez,1973;Heath,1982,1983;Labov,1972;Diaz,Moll and Mehan,1986;Mehan and Griffin,1980)。对课程、隐性课程、教室的社会组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主导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表明教育过程是如何对社会再生产做贡献的(Aggleton and Whitty,1985;Anyon,1981;Apple,1979;Erickson and Mohatt,1982;Gearing and Epstein,1982;Gaskell,1985;Taylor,1984;Valli,1985;Wilcox,1977,1982)。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学者们对父母卷入(involvement)学校教育所做的研究少之又少。然而,量化研究表明:父母的行为在教育的进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为关键的、决定性的(Epstein,1984;Marjoribanks,1979)。此外,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父母在教育中越来越多的参与(participation)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会促进教育的进步(Berger,1983;Seeley,1984;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1985;Robinson,1985;Trelease,1982;Leicher,1979)。

    所有考察父母卷入教育的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三种主要的概念分析方法之一去解释父母参与水平的不同。有些学者赞同贫困文化(the culture-of-poverty)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较低阶层的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价值观和社会组织形式。虽然此类学者的解释方法各有差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较低阶层和工人阶级家庭不像中产阶级那样重视教育(Deutsch,1967)。另外一些学者则把父母卷入学校教育程度的不同归结为教育制度本身。他们中有些学者指责那些有制度性歧视的学校,正是这样的学校使得中产阶级家庭感觉到自己比工人阶级和较低阶层的家庭更受欢迎(Lightfoot,1978;Ogbu,1974)。例如,在一份有关家庭—学校关系的澳大利亚的研究中,科奈尔(Connell)等(1982)认为,工人阶级的父母被“冻结(frozen out)在学校之外”。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制度性的差别,特别是教师的领导角色,是父母卷入学校教育的关键的决定性因素(Epstein and Becker,1982;Becker and Epstein,1982)。

    第三种解释父母卷入学校教育的不同程度的学者则把注意力转向了布迪厄(Bourdieu)的著作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布迪厄(1977a,1977b;Bourdieu and Passeron,1977)认为,学校给予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关注不同。例如,学校采用了特别的语言结构、权威模式和课程形式;来自于较高社会地位的孩子们在进校的时候已经对这一套社会安排非常熟悉了。布迪厄认为,家庭中的文化经验有利于儿童适应学校并取得学习上的进步,因此,文化资源就转化为他称之为文化资本的东西(Bourdieu,1977a,1977b)。

    这个角度的分析着眼于学校教育的结构、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的个性(布迪厄称之为习性[habitus][1977b,1981])去解释父母参与学校教育程度的不同。学校的标准不是中性的;他们对于父母卷入的要求也许更符合知识和经济精英们的社会和文化经验。布迪厄(Bourdieu)并未考察父母参与学校教育的问题,但是他的分析指出,阶级和阶级文化在便利或者阻碍儿童(或者父母)适应学校教育的过程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