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迪厄（Bourdieu）的著作中，教育占据着中心地位。他致力于探讨现代分层社会中阶级、文化和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最终促使他去研究教育制度。为考察文化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这一中心论题，布迪厄把教育体系看做当代社会中控制地位和特权分配的主要机构。学校为生产、传播和积累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提供了基本的机构设施。对布迪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学校灌输了占主导地位的分类体系，通过这种体系，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得以表达^[1]。而且，学校还是知识分子符号研究的主要机构基础。

布迪厄（1982）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解释道，教育场域——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一样——在他的研究中处于“根本地位”，因为它洞察到思想的无意识范畴，这种思想塑造了理解当代世界的主导模式。因此，对布迪厄来说，教育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子学科，而是符号权力社会学的基础^[2]。的确，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他的人类学著作以外，实际上布迪厄对法国社会所做的全部研究都与法国教育的某个方面有联系^[3]。

布迪厄是首批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为减少社会不平等而扩大教育机会的公共政策的社会学家之一。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教育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提高，但财富、收入和地位方面的明显不平等仍然存在。布迪厄认为，教育实际上有助于维持社会体系的不平等，因为它能让继承而来的文化差异影响学习成绩和职业成就。布迪厄早期研究法国教育的著作之一《继承人》（The Inheritors，Bourdieu and Passeron，1979）这本书就写过，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教育扩大化，但是在法国的大学中，仍然是来自中上层阶级的学生长期占有大部分比例。在以后的著作中，布迪厄一直都在关注法国教育的社会分层特征。

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指出的，赋予布迪厄著作以生命力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特权和权力的不平等如何在代际之间维持而没有受到清醒的认识和公开的抵抗？他认为，通过研究文化资源——尤其是教育文凭、选择机制和认知等级——如何被个人和群体用以保护自己的特权和权力地位，就可以找到答案。布迪厄坚持认为，教育体系——远不止家庭、教会或公司——已成为现代社会传递社会不平等的最主要的机构。因此，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确定教育体系对权力关系结构的再生产和社会阶级间的象征性关系所起的作用”（Bourdieu，1973a：71）。

在《再生产》（Bourdieu and Passeron，1977：177～219）中，布迪厄认为教育体系执行三种主要功能。首先，它执行“保存、灌输和使一种文化遗产神圣化的功能”。这是它“内在的”和最“本质的功能”。学校教育提供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学校教育所提供的东西还能社会化成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与天主教教会相类，学校是“专门保存、传递和灌输社会文化规则的机构”（Bourdieu，1971c：178）。它执行着一种文化再生产的功能。

当这种首要的功能与传统的教育方法相结合的时候，教育体系就执行第二项“外在的”再生产社会阶级关系的功能。它强化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而不是对这种不平等分布进行重新分配。它也承担了社会再生产的功能。教育体系还承担第三项功能，即“合法化（legitimation）”。通过使它传递的文化遗产神圣化，教育体系就把注意力从它的社会再生产功能移开了，从而容易形成对其社会再生产功能的错误认识。

布迪厄是较早提出社会再生产这一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理论的设计师，这一理论使许多人认识到，尽管拥有正式的培养人才的实践，但是教育机构实际上还是强化而不是弱化了社会不平等。然而，布迪厄不同于其他社会再生产理论家，因为他不认为教育是直接由国家、经济或社会阶级决定的。与功能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相比，布迪厄认为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相对独立性”而不是紧密联系^[4]。布迪厄的独特贡献在于指出了学校对于权力关系的广泛集合体来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仅仅是反映性的，而是在维持和加强权力关系的过程中起着复杂的、间接的协调性作用。最后，布迪厄也是首批考察学校选择和教育的内部过程、学校文化以及跟踪结构在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家之一。

既然布迪厄关于教育的早期著作已广为人知，那么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