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韦伯（Weber）非常明确地区分了“阶级”（class）（个人的市场地位）和“等级”（status）^[1]（参与某个由共同的等级文化维系在一起的共同体），但是大多数关于社会分层问题的经验分析只采纳了前者的标准（即阶级标准——译者注）。在本文中，等级文化参与（status-culture participation）的衡量（或者说文化资本）来自于1960年通过天赋项目（Project Talent）所采访的男男女女们的反应。问题触及了一系列高雅文化的兴趣和活动。11年后跟踪研究中的数据分析表明，文化资本（加上恰当的控制）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大学的入学率（college attendance）、大学的毕业率（college completion）、读研究生的比率（graduate attendance）和婚姻选择（marital selection）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代对社会分层问题的大多数研究中，都忽略了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中的关键因素。虽然在阐释“阶级”和“市场地位”的标准时，研究者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聪明才智，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如何直接衡量有声望的等级文化（prestigious status culture）的参与问题。相反，大多数人试图通过诸如职业等级、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或者教育程度（通常被当作是人力资本或者人才市场地位的代表［Parkin，1978］）之类的地位或者人口统计因素来考察“等级”。

如果韦伯的等级文化的概念可以简化为这些标准（也就是说，如果等级文化的成分与形成于经济市场地位基础上的等级共同体是一样的），弄不清“阶级”与“等级”之间的差别也就无关紧要了。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阶级与等级之间只有极为松散的联系，所以从分析意义和操作意义两个方面来对二者进行区分是极为重要的^[2]。

最近的几份研究表明，已经不能采用传统的人口统计与地位的标准来把握文化类别的间接方面。金克斯（Jencks）等人（1979）发现，家庭背景极大地影响了教育和职业成就，而这种成就并没有受到更广范围的家庭“等级”的传统标准的影响。迪马哥（1982a）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与公立白人高中学生样本（特别是男生）的“文化资本”之间并无太大的联系，但是他的研究发现文化资本对成绩的影响意义深远。彼得森（Peterson，1983）发现人口统计标准与文化参与模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很微弱。豪威尔和麦克布鲁姆（Howell and McBroom，1982）发现，家庭文化标准对小学孩子的学习成绩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而家庭背景的地位标准与孩子后来的信仰和态度之间的联系就比较微弱。戴维斯（Davis）在一篇研究“阶级文化”的文章里面，发现地位变量与更大范围的态度之间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的理论也许需要更多的文化而不是结构”去解释分层系统的某些方面（1982：585）。

我们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回归韦伯早期关于阶级（市场地位）与等级秩序之间区别的洞见（Weber ［1922］1968：926～940）。正如他所定义的那样，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由那些影响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机会的因素构成的。任何阶级“本身不是一个共同体”（930）。阶级地位与人的个性无关，“市场和在市场上的经济生活不看人办事”（936）。相反，韦伯认为等级与个人所参加的人类共同体（human group）和那个共同体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而共同体文化则是“向任何想属于那个圈子的人强行要求的生活方式”（932）。等级则被看作基于交往而产生的身份地位，是“对社会尊重的有效要求”（304～306），这意味着提出要求者和被要求者，至少在正式场合，可能都会认为这种要求是非法的。等级文化是等级共同体维持自身的凝聚力、保持自己疏远社会上的其他共同体的能力的手段。“生活方式对于等级荣誉的决定性的作用，本身也使等级成为所有惯例的特殊的体现者。”（935～936）

我们承认韦伯对等级的交往和文化基础的强调。采用迪马哥发明的标准（DiMaggio，1982a），我们发现，在高中阶段对有声望的文化资源的兴趣和经历（采用布迪厄［Bourdieu］的观点，我们称之为“文化资本”），对11年后所选的美国白人男女的代表性样本的教育和婚姻程度有着重大的积极的影响。

我们研究的重心是等级文化参与对教育程度问题和婚姻选择的影响。在当代工业社会中，教育程度已经成为谋求职业的最基本的敲门砖。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经济生活中最赚钱、最有影响力的职业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