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思考与历史论据：布迪厄关于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超理论

社会如何维持是一个老问题。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每一个社会都通过要求其成员服从在该社会流行的规范、期望值和行为模式，来寻找各种方式以维持社会秩序、控制社会变革以及建立与其成员的联系。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教育。

各种理论形式当中都存在这种观点。有许多研究者赋予此观点以理论的和经验主义的材料，布迪厄就是其中之一。根据他的理论，社会阶级的再生产或者社会阶级的各部分以及它们之间（权力的和不平等）的关系形成了社会控制的核心机制，教育也被视作这种再生产的重要的制度化工具。

布迪厄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关注不同形式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Bourdieu 1969，1979；Brubaker，1985）。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不但通过经济手段在经济层次上（存在的物质条件）互相竞争，而且在文化领域通过文化手段互相竞争。教育包括了学校教育和家庭培养，也是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竞争的重要领域。正如人们经常提到的，尤其是在艺术中（文化主义）经常提到的，文化领域既没有被视为经济领域的副现象（经济主义），也没有被视为个人和群体的具有超凡魅力的特征。文化领域不仅有类似于经济逻辑的自己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可被称作文化市场），而且它还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再生产方面有自己的规律性。文化权力不仅在许多方面以类似于经济权力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它还具有自己独特的控制方式和特有的合法化方式（比较Bourdieu，1980）。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是对由马克思首先提出以及后来韦伯（Weber）提出的资本理论的非常重要的详尽阐释。后者突破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同时他还揭示了权力现象的不同部分的构成（Weber，1922；比较Turner，1981）。另外对隐藏于经济产品的占有和控制中的权力（也就是说知道如何去最大化它们的价值），韦伯也指出学术的和其他保护性的头衔也是收入的一种来源。甚至，在最高社会阶级（the highest social class）的生活方式中也内含着等级和狭义上的权力（也就是政治权力）。此外，在他的《宗教社会学》中，韦伯也唤起了人们对观念（符号）产品和利益的关注（Brubaker，1985：747～749）。布迪厄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他的理论：

A.除经济资本外他还区分了文化资本（艺术的和学术的）和社会资本；

B.在每一个社会阶级中，可以区分那些主要对经济资本感兴趣的部分和那些主要对文化资本感兴趣的部分；

C.在资本概念中，布迪厄区分了资源和权力。

关于资源，布迪厄区分了经济资源（收入的来源）、知识和文化资源（知识是在能力、资格和经验的意义上而言；文化是从品位、美学的性情、文化产品［书、图、艺术作品、工具以及建筑等等］的占有以及文化参与的角度而言的）以及社会资源（家庭内外的关系包括我们可以求助的政治关系）。资本资源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与生活方式相联的等级状况以及对资本再生产方式的控制程度（Ganzeboom，1987）。

在提及“必需”（necessity）一词时，布迪厄谈及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他暗示，对于工人阶级成员来说把花费在包括工作在内的其他活动的时间设定为必要时间（例如配额的花园作为食物来源是必需的）的观念是与“文化”实质相矛盾的。换句话说，对于“文化”而言，工人阶级的成员根本毫无时间。

小资产阶级形成了“社会爬虫”阶级，他们不能容忍自己地位的下降。他们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以得到“文化”。他们是最认真接受合法文化的阶级，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文化虚伪和轻率的成分。他们极力增加所拥有的那点儿文化资本。

阶级习性的差异可以由生存条件的差异来解释。这些差异一方面可以通过离经济必要性的远近程度来标志，另一方面也可以以离文化中心价值和文化工具的远近程度为特征。

于是，资产阶级的审美情趣，或者更通俗地讲，它“对待这个世界或他人远离的、超然的或者漫不经心的态度”，把“经济必需品的暂停与移动以及与实际紧急需要的主客观距离”作为其社会结构的必要条件。不同的“资本”论文都做出解释的与世界的物质限制和暂时紧急情况的距离的这些变化，被视为“一套有实质作用的资源和权力”。（Brubaker，1985：165，比较Robertson，1988；Bourdieu，1984：171，图13）

社会中的不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