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经济经受了严峻考验，不仅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而且战胜了特大洪灾的危害。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实效的同时，经济理论界的研究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以下是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史等基础学科研究的发展报告。

一、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和问题

（一）关于预期理论的研究

1972年，卢卡斯^[1]将预期理论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建立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理性预期的分析方法，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广泛的传播。但此理论在中国较长时间内无人注意。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就事论事的现象描述，缺乏高度的抽象概括和深入的实证分析。1991年，李拉亚出版了《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2]，标志着预期理论研究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者提出了粘性预期理论，认为从长期看，粘性预期是一种理性预期，从短期看，又是非理性的。无论是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都把预期具有粘性这一特征排除在外。粘性预期与粘性价格相适应，因而称为双粘模型。自此以后，预期问题就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并且集中于通货膨胀和博弈论问题的研究方面。宋国青（1995）^[3]认为，预期的通胀率是一个不能直接观察的变量，根据一些事后观察到的变量来反推，1988年，中国的通胀预期过高，而1994年的通胀预期又偏低。预期变化的真实收入效应，使得储蓄倾向对预期实际利率相当敏感，因而价格粘性无法解释持续的高通胀。除了预期作用以外，通胀还有惯性和相关性。薛万祥（1995）^[4]认为，粘性预期从粘性价格中引申而来，强调的是预期调整过程，而理性预期以决策者信息处理方式来划分，未考虑决策者的差异，其假定行为主体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而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由于受到政府的干预，价格信息就不是充足的，加之体制急剧变化。因此，目前中国公众的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Aa）和理性预期（E）之间的准理性预期（Pa）。其表达式为：Pa=qAa＋（1－q）E。理性预期理论只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响，而没有考虑政府预期的影响，当二者都存在时，其博弈就会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宏观政策）不在于按一定的规则行事，而在于政府政策要建立信誉。这样，就在信息非对称和相互博弈的基础上，推进了预期理论的研究。这一观点与90年代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思路上是相契合的。后者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反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间）相比较，根据二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与传统的反周期的货币扩张不同的是，货币当局的政策姿态调整是在一个事先让社会各界了解的幅度内进行，从而不至于引起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显著改变。贺力平著文（1998）^[5]介绍了这一最新发展，并且明确指出，在理论上，这是70年代随理性预期假说而流行的“卢卡斯供给函数”和80年代末“新凯恩斯经济学”提倡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的综合：既采用了理性预期学说，又不囿于货币主义的“常数货币政策规则”；保留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色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又抛弃了其“相机决策”的政策方式。

（二）关于宏观政策博弈问题

法国经济学家吉恩·泰勒尔用博弈论的观点研究现代产业组织问题，出版了《产业组织理论》^[6]，使该学科更趋科学和实用。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近几年来，国内学界也注意了博弈论的研究及其在经济分析包括宏观分析中的应用，陈学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了《宏观金融博弈分析》（1998）^[7]，走在这方面研究的前列。实际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行为及其效应都是中央银行和公众在主客观条件（决策目标和决策信息等）制约下进行理性决策的结果。这种理性决策行为就是双方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一种博弈行为。所谓金融创新，其目的就在于逃避监管；为了加强监管，当局就要改进管理的方法和政策，这也是双方的一种博弈。因而，完全可以用博弈论的方法加以分析。从方法论上来看，这种分析一般都是循着从完全信息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博弈、从静态博弈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