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延代史的宏观审视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向来为人们所关注。不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关注，其他各学科的学者和社会人士也都甚为关注。这是因为，人们在探讨现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它的所自由来，很自然地都要直接追述它昨天的历史。近些年来，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为自己提出了两大任务：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一是争取国家的富强；换言之，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的独立，用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近2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宏观审视，大体上沿着这样两种方向进行。但是，这两种方式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各居于什么地位，其相互关系如何，讨论的很不够。80年代中，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的讨论，进行热烈。90年代初，关于现代化在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有不少文章发表。但是近年来，这两方面的声音，都不太多。以至有的学者对这种现象表示了不满。

胡成《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问题》提出：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价值原则始终未能确立，理论思考被弱化和被搁置，呈现研究细碎的趋势，总体上索寞乏气，难有力作和巨著问世。克服这些缺陷，将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确立创新意义的基本思路。他认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宏观理论思考日渐弱化，主要是由于理论兴趣减弱、研究领域日趋细碎造成的。^[1]

胡成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例如指出理论兴趣减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宏观审视的思考并没有停止。本年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张海鹏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50年代初起，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半个世纪，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现在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该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主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20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们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2]此外，乔志强、行龙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中的几个问题》从社会史研究专业的角度，平面地提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特征：被动性、不平衡性、缓慢性、复合性，又提出了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阶段的看法。^[3]这种社会史的角度，是平面的，静止的，使人看不到历史中的阶级和民族斗争等政治内容，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概括，因而不同于前一种理论性的思考。

对戊戌维新运动的思考评量可以说是这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从发表的论文看，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戊戌变法的思考评量，上升为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或近代化道路的思考，把戊戌变法放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进行思考。这样一个“近代化”的思考方向，80年代以来有形成潮流之势头。正如吴贤辉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一次顿挫：戊戌变法夭折的历史思考》中所说：戊戌维新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而深入的尝试。^[4]但是，对这种尝试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还是罕见的。

李文海、黄兴涛《戊戌百年祭：一个近代化视角的思考》认为：不可以说戊戌维新中断了洋务派的近代化改革，而恰恰是洋务派舍本逐末的近代化改革再也“化”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被继起的维新运动所取代。追求民族独立、挽救民族危亡，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最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戊戌维新志士们正是高举“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