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强学术观念，提高应用研究的质量

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20年的历程，这20年间，它始终以中国的体制改革这一社会变迁为背景，因而也不乏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众多的社会学家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各自的问题意识，并以一个社会学学者的使命感为出发点，投身于具体的经验研究当中，营造了一个能够引起学术讨论的气氛。这一气氛同时促进了80年代后期以来翻译工作的蓬勃发展，它给国内社会学界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同时也促进和加强了国内外的学术对话。在全国一级刊物上发表的社会学成果有这样几个特征：①在知识体系中把握学术动态，承续学术脉络，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酝酿学术命题。这就相对地减少了资源浪费和重复性研究。②政策性研究历来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它的主要特征是研究的命题不是来自于长期的学术思考，而是既定框架下的应用研究。本文介绍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学者们比较注重理论层面的呼应，学科的理性化成分也有所提高。③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关系。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具有主观意志的人和能动的社会，社会现象总是千差万别的，是变化中的一种存在，这也意味着社会本身是一个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人。目前，不同于社会“数字人”、社会“植物人”的另一套解析社会的方法论逐步在酝酿之中，它在探讨指导经验研究的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从社会机制上动态地把握社会结构等方面，对中国社会学整体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社会学中的计量分析逐步走向规范，相比之下，社会学中的解释分析尽管数目可观，但缺乏严格的概念体系的支撑，流于素材的白描和素描的现象较为严重，这些作品与新闻记者的报道不同的一点是多了一层价值判断而已。另外一点是，对国外社会学著作的介绍和研究不够深入和完整，“炒作”风气仍然存在。譬如，有学者批评说：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势头已过，国内还把它作为热点、前沿问题来讨论。且不追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关系的命题是否已经得到了解答，在社会科学中，相对主义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演变为“意识形态上的相对论”和“方法论上的相对论”这两种，这足以证明学科发展中深刻的人文背景和社会学反思，所以，学术研究并不是以年代来区分它是否位于学术前沿，更不是以“时髦”来定夺它的学术价值。学术并非时尚，它是一种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需要花费一个人的毕生精力，甚至几代人要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本身也说明了它的脉络关系。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社会学仍在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的思想体系之中，即如何改造这个世界的“实践社会学”和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理解社会学”，在中国，其中也不乏具有文化韵味的本土化色彩。

鉴于上述几种学术动态，我们横向地观察1998年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纵观这些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建树，以及这些理论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参与和对话能力，我们作出如下介绍和分析。

二、学术前沿问题研究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探索

国家与社会是社会科学探索中老而常新的问题，亦是近年来各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变革中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研究，国家与社会更是成为一个基本的研究角度。影响中国研究的主要观点曾经被概括为“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多元主义和国家-社会关系三代理论模式，^[1]它们分别是对苏俄、美国和欧洲研究的历史性总结。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态的描述，就成为其分析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就改革前的中国而言，国家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不发达的科层系统和大众动员的运作方式，成为确立中国1949年之后的总体性社会体制的三个最基本的因素，因而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全权主义的理论范式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工具。^[2]多元主义模式源于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