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学研究事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年。在这期间，由于总体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得到改善，端正了对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全面理解，加强了宗教研究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协调，科学意义上的宗教学研究得到恢复。科研机构不断增加，科研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宗教学研究既在知识的积累上有了明显的长足进步，更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上不断冲破极左思潮的禁锢，为科学地把握宗教研究开辟着道路。其每一次理论突破都不仅对宗教研究本身，而且对整个思想界乃至宗教界、全社会都有重大影响。

具体到宗教学各分支学科，都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和突破。

一、宗教学原理

宗教的本质及属性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近年来宗教学原理研究中的两个重点。

首先是宗教的定义及属性的问题。宗教定义涉及到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对宗教的态度以及现实宗教政策等根本问题，因此如何界定宗教一直是近20年来宗教学理论研究中敏感而重要的前沿问题。与此相关的宗教属性问题，近年来理论界也有热烈讨论，目前基本上形成了“宗教是文化”的共识。

（一）“宗教定义”发展的四个阶段

长期以来，中国宗教学界乃至全社会都以马克思的比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作为宗教定义，并且一直只从消极、否定的方面理解“鸦片”这个比喻词。对宗教的这一解读，为把宗教仅仅视为与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而得出对宗教只能斗争、促其消亡的政治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这种断章取义地应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语录、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到中国理论工作者得出独立思考的宗教定义，并使之不断完善深化，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宗教学界所谓的“南北鸦片论争”。80年初，宗教学界开始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产生不同的理解。一部分学者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不可动摇；另外有人提出，在马克思之前，已有许多思想家将宗教喻为“鸦片”，而且并非只有否定性意义，马克思引用这一比喻也不仅仅具有否定性指向，同时它也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完整精神。由于前一种观点多出现在北方，后一种观点多出现在南方，讨论的主题又是关于对宗教是鸦片的理解，因此，这一讨论后来被戏称为“南北鸦片论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论争双方对这句名言的理解不同，但双方都反对过去在宗教问题上的极左态度。这是关于如何定义宗教在中国宗教学界的第一次争论。尽管这次论战带有当时的环境烙印，也没有取得统一的结论，但却为全面理解宗教，摆脱只是从意识形态方面界定宗教作了思想准备。

第二阶段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论述。通过“鸦片”论争，许多学者认识到，把宗教视为鸦片只是马克思对宗教功能的一种比喻性说法，它并未揭示出宗教的本质，也不符合“定义”的基本要点，即定义应该包括内涵与外延。在马克思、恩格斯语录中寻求更为恰当地概括宗教本质的论述，是这一阶段理论研究中的重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将这一论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定义，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其理由是：①说明了宗教作为意识形式的特征，即“幻想的反映”；②揭示了宗教幻想的内容和对象，即“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③指出了宗教采取的特殊表现形式，即“人间力量”的超人间化；^[3]还说明了人间力量超人间化的原因，从而揭示了宗教的世俗基础和根源；此外，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也符合定义的基本逻辑形式。

第三阶段是中国理论工作者提出自己的宗教定义。1985年，宗教学界承担了国家“八五”重点课题《宗教学通论》研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宗教学界对宗教的定义：“宗教是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的社会文化体系。”^[4]这个定义是恩格斯论断的演化和延伸，其最大特色是明确说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