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约翰内斯堡峰会留下的悬念

2002年8月，即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30年后，巴西里约热内卢（简称里约）环境发展大会10周年之后，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简称约堡）举行了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这次由百余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和数千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世界峰会”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它是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南北差距扩大和全球环境恶化趋势没有根本扭转的困难背景下召开的，并且最终再次确认了里约原则——可持续发展。

这次会议显示出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的深化。大多数人已不同程度意识到：没有经济发展上的公平与平等，就没有世界的持续发展可言。然而，这次会议仍没有改变旧的格局：世界各方在优先优化自身的战略中形成的大势，仍然是一个非合作性博弈格局。因为迄今为止，总是那些消耗最多，或占用最多，或控制最多地球经济资源（首先是自然资源）的行为能够带来全面的优势和利益。这使得真心呼吁全球共同利益的人往往不是主宰经济决策的人。尽管主要发达国家宣称“我们决心使全球化造福于所有公民，尤其是世界上的穷人”^[1]，但是其行动及后果几乎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落入生态破坏——贫困化陷阱，或成为国际间环境负担边缘化的不利一方，以至于有的学者警告经济的全球化强化着新的自然的殖民地化。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全球化带来的是人类内部更陡的生态链金字塔，一些国家或富人群体居于它的顶层，其他国家或贫穷人群体居于它的下层或底层……那么生态可持续性便失去了人性的支持。我们相信，在一个人类互依互存的星球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文明能独自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境界，除非全人类都从贫困、不公和不发达状态解放出来。……可以说，世纪之初的约堡会议给予世界的只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意愿但不是决心，是希望但不是信心。它留下的是悬念。在如此背景下，中国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能不引人注目：中国经济处于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同时随之而来的人口，资源消耗和生态压力都在持续上升之中。

不论是视中国经济增长为“对世界环境的最大威胁”者，还是心怀期待地将中国的增长视之为“可持续发展最大机会”的国际友人，都注视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并不幸运：多灾多难的她迎来了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却发现“历史与未来留给我们及后代的回旋余地是如此狭小，基础条件是如此苛刻”^[2]！环境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再无先期工业化国家的那些条件……。今天，世界上有一些人总是习惯地计算着：如果每个中国人增加若干消费，就会使世界增加更多的物质消耗压力，就需要几个地球……然而，他们不习惯反过来计算：如果每个发达国家（如美国）少浪费若干资源，就会使地球减少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须知中国正在以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着22%的世界人口！如果占人类近1/4的中国人得以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这难道不属于最重要的全人类利益？……

然而，发展的权利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发展中的确存在问题。而这是更加值得注意的：因为较之批评他人的不公与虚伪，认识自身的问题更为困难，因为它特别容易被各种借口干扰，也特别容易被民族感情冲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日益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沉重的双重压力：一面来自发展的要求，一面来自环境的严峻，这使她的几乎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带着“自相矛盾”的含义。身处如此深刻的两难之境，是一次历史的大考验。它对于一些民族可能意味着无奈的衰亡，而对另一些民族则可能意味着创造和变革的机遇。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环境与发展，此时特别需要的是如下三个重要的理念：

二 只有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

1.环境政策边缘化和“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在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中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在许多方面仍没有根本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有学者将这种问题概括为“环境政策的边缘化”^[3]，意即环境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不能有效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决策的主流，导致环境政策实际上发挥着消防队的作用，具有典型的末端治理特征，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导致环境政策边缘化的原因当然有环境保护部门的问题，特别是现有政策手段跟不上形势变化。政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