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动态观测，20世纪70年代，中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为1560平方公里/年，80年代为2100平方公里/年，90年代前5年为2460平方公里/年，后5年则高达3436平方公里/年。草地退化的速度也是惊人的，近10年来全国草地退化面积正以每年2.6%的速度扩大，严重的地区如内蒙古草原退化速度达80万公顷/年，沙漠化面积增加了8.6万公顷/年。可以看出，沙漠一直在扩大。沙地、草地生态系统退化诱发的最直接环境灾害就是沙尘暴^[1]。近百年来中国沙尘暴共发生七十多次，前30～40年中平均3年一次，沙尘暴加剧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情。如20世纪60～70年代每2年一次；90年代每年一次；2000年很快增加到十二次；2001年，中国北方地区共出现十八次沙尘暴，其中强沙尘暴过程41天；2002年3月18～21日，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强的一次沙尘天气过程，强沙尘暴席卷中国北方140万平方公里。其范围之广，几乎使长江以北所有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沙尘天气影响。近年来严重的沙尘暴使国家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国家为治理沙尘暴投入的巨额费用在逐年增加，例如，国家从2001年开始用10年的时间，计划投入558亿元人民币用于长城沿线40万平方公里退化土地的综合治理。

一 沙尘物质主要来自国内

尽管沙尘暴的频繁发生已使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家为此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沙尘源的治理。但是，关于沙尘暴的来源问题，至今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2]。国家气象中心遥感卫星数据显示，66%的沙尘暴物质来自蒙古国，或更远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的风洞实验数据显示，60%的沙尘暴物质来自中国的草原，20%来自中国的农牧交错区。地面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中国干旱、半干旱区正在发生着大范围的沙漠、沙地、草地的生态退化。根据我们现场测定，2002年沙尘暴过后，锡林郭勒盟草原土层的损失量约在0.2～1厘米之间；浑善达克沙地沙层损失在3～21厘米之间。个别严重的例子更是触目惊心，例如2001年5月2日一场大风使白音锡勒牧场近2万亩耕地播种的小麦种子、化肥及8厘米表土全部吹走。如果每1000年形成1厘米土壤的话，那么这8000年自然界的“积蓄”仅在一场大风下随风飘走。这些土壤物质到那里去了？除了较重的物质在就地运输成害外，如沙埋民房、沙埋围栏、沙埋公路等，不能否认那些较轻的土壤物质被长距离运输走了，造成沙尘暴。可见把沙尘暴的发生大部分归于“进口”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生态退化造成的沙尘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 沙尘暴的发生不是“天灾”是“人祸”

在沙尘暴产生的原因问题上，也存在自然（天灾）和人为（人祸）两个因素的争论。要弄清这个问题的实质，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支持生态系统的六大环境因子的变化。第一，光照并没有变化；第二，温度正常波动；第三，氧气含量也没有变化；第四，二氧化碳增加部分（从工业革命前的290ppm到目前的350ppm），但这对植物的生长是有利的；第五，水分虽有变化（如1999～2001年三年干旱），但总体雨量正常，部分年份还会出现偏高。如2002年内蒙古正蓝旗年降水量不足常年平均值的80%，而2003年则高于平均值30%。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是限制植物生产的主要因子，但即使在很严酷的环境下，也会有天然植被分布，这是地球生物圈长期演化的结果。既然适合植物生长的气象条件仍然存在，那么植物的生长为什么一年不如一年呢？原因在于：第六，土壤和矿物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被人为中断了，土壤损失严重。在草原上，植被所依托的土层充其量只有1米多厚（许多地方土层不足10厘米），下面就是几百米厚的通体沙。很明显，这1米多厚的土层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有草丛严严实实覆盖的时候，土层才不会被风吹走。一旦当保护土壤的草丛遭到破坏，土层就会变松动、活化，最终变成沙尘飞到北京，甚至飞越太平洋。

因此，我们是不赞成因天气的变坏而造成沙地、草地退化的说法的，尽管有学者认为全球变化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干旱化^[3]。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列举三个事实：其一，在中国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地区退化草原（高度＜20厘米）的对面，蒙古国的草原依然高度在1米左右，那里仍然有上万只的黄羊活动，而我们的黄羊只有几只。要是天气旱了，他们的草应当更差才是，因为他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