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经济学家就关注和分析增长问题。在索洛（Robert Solow）20世纪50年代的增长模型中，他强调了影响增长因素的规模收益不变和生产函数（Y=F（K，L））为一次齐次函数的假定，即：不存在像土地那样稀缺的又是无法增加的资源。他认为，如果考虑将土地加入进增长模型，就会出现资本与劳动的规模收益都递减的结果（索洛，1956）。在索洛的另一篇重要论文中，他指出，总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资本”包括土地、矿产资源等（索洛，1957）。类似地，丹尼森（Edward Denison）在20世纪70年代讨论影响非住宅行业国民收入增长的总投入因素时，提出总投入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三个要素（丹尼森，1987）。

尽管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并不是本文的讨论主题，但还想借此机会简评一番。通过实际考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人们可以发现，增长可以导致一国国民收入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与增长相比较，发展则是一个更为一般的概念。通常情况下发展包括增长，但是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发展了还需要考察经济、社会变动的其他方面。可以说，发展应该首先表现为人类福利的提高。阿克塞拉（Nicola Accocella，2001）指出，在一些落后国家，总收入可以增加，甚至人均收入也可以增加，但可能并没有伴随着贫困的减轻或者健康、寿命、教育、环境的改善。正是由于“收入”和“GDP”这两个经济指标不足以反映社会发展的水平，联合国（United Nations，1990）才提出了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DI）。人类发展指数集中考察三个主要指标：预期寿命、知识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尽管出于简化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的考虑，人类发展指数的设计可能还存在需要完善之处，但是，它的经济观念已经比“收入”和“GDP”进了一大步。并且，它的计算结果与传统的GDP指标相比，显然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毫无疑问，HDI至少已经成为GDP的互补性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出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专门衡量发展的水平，从而完善了传统的单一衡量经济增长的经济指标体系，而是在观念上纠正和调整了人们单纯注重增长而忽视发展的偏向，实际上，人类发展指数的概念和应用已经引发了经济学界认知上的一场革命。

从索洛等人研究和测算经济增长的成果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讨论影响经济增长投入因素时，经济学家们考虑到了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而环境和生态资源等因素在那时并没有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一方面，这里可能有为讨论方便起见，对问题做了简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经济学家们的思考也不能不受到当时实际情况的限制。这也正是现实决定思维的写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经济学（包括古典和新古典）兴旺时期相比，今日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布朗（Brown，2001）提出，现在的问题已经演变成：环境是经济的组成部分，还是经济是环境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经济系统视水、大气、甚至森林为可忽略不计的“无偿资源”，或者为资本（资金）替代资源，即：用货币可以购买这些资源。经济理论和经济指标，并没有对经济如何破坏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做出过解释，也没有对这种破坏造成的社会成本进行过估算。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如此的相信市场的力量，以至于不能认识到经济系统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也不能意识到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失将会导致经济的衰落，像一些早期文明社会一样。

布朗曾援引发现开发挪威和北海油田的埃索公司已退休的副总裁达尔（Oystein Dahle）的话说：“社会主义因不允许价格表示经济的真相而崩溃，资本主义可能因不允许价格表示生态的真相而崩溃”（Brown，2001）。言者的这种表达也许有些偏颇，因政治立场不同，笔者不能完全赞同，然而，我们毕竟可以从中感受到对自由市场经济自身严重缺陷一种警示的震憾。

本文试图讨论经济学与环境的关系，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物品及服务的价值，环境价值的评价方法，以及它对环境决策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在人类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上述问题显得既简单又复杂，作为经济学者，如果勇于直面生态环境生态问题，更为重要和首先要的发问应该是：我们是否需要一场思想革命，我们是否需要新的世界观？正如布朗所指出的，认识到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开辟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