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邓小平的一句十分庄重的历史性结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给“姓‘资’还是姓‘社’”、是否真是“除了红旗仍在飘扬，一切均已变色”的那场搅得周天寒彻的大辩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大句号。

一 走向市场经济新体制

凡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能够理性地稳定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更在于能够成功地驾驭转折关头所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上述结论就是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性指针。

本来以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制度，怎么在这里也搞起了市场经济？本来是一个基本消灭收入差别的社会，怎么在这里却发生着引致待遇悬殊的分化？所以，在特区兴办的初期，“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态度”，“香港舆论界也有持怀疑态度”。但是，伟人邓小平，当他第三次重返中国的政治舞台时，当他面对“中国社会从1958～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这一严酷局面的时候，及时地、准确地做出了石破天惊的判断：“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

但是，要走出贫穷，鉴于偌大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鼓励一部分地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那么，这“一部分地区”的突破口应该在哪里呢？在哪里，改革的成本可能最低，而创业的机会又可能最大？它不可能在旧体制的基地与重镇，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只能在中国计划经济的薄弱地区，只能在与世界市场经济的接轨之处。领袖的目光迅速地转向了东南沿海：“地利”的优势把“天时”的彩球抛向了深圳。在这一瞬间，邓小平选择了深圳：“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

特区的英雄儿女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重托，向人民的共和国，向人民的领袖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请看深圳：深圳是全国居民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25年来GDP平均增长28%，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4位（上海、北京、广州之后）。累计完成各项税收收入4669.3亿元，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战略部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践一而再，再而三地验证着邓小平的论断：“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

毫无疑问，邓小平的初衷绝不是简单地立足于中国南方一个小镇的发展前景，深圳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地”而创立、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窗口”而存在的，它的“辐射”与“带动”功能要影响整个中国。所以，观察深圳，也就是在探索中国经济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解读深圳，也就是在剖析一个落后的小村镇如何跨越式地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也正是深圳的光辉实践，才更加坚定了邓小平的价值判断：1992年6月他明确地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消费，影响对外贸易与出口。有了这个提法，十四大就有了一个主题。”^[4]邓小平曾这样对深圳说：“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回首20年，无论是1984年的特区开创，还是1992年的性质判断，每当深圳发展的转折关头，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或者力挽狂澜、转危为安，或者一言九鼎、大辂椎轮。

二 吸收一切人类文明

当年，邓小平一再催促人们“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其根本原因除了“要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外，就是“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于是才引出后来的那句经典语录：“发展是硬道理。”

那么，用什么思想去指导这一战略上的“发展”呢？这就是逐渐形成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容而命名的“邓小平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鲜明地写着“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其路径依赖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资源配置。其目标是经由非暴力地、和平地改革与开放来完成全面的社会转型和经济演变，从而创造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化社会。而改革的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再批判，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否定，对市场经济的理性确认；而开放的实质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再认识，对人类一切共同文明的创造性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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