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津冀经济圈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区域协作的差距

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经济圈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并已成为推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大经济区中相比较来看，京津冀经济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经济区内部地区间还远未实现深层次、实质性的经济合作与融合。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缺乏带动这一地区经济起飞与协作的龙头。一般来说，一个经济区域的形成必须具备几个基本要素，即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来看，这两大区域都有一个或几个起带动作用的经济中心城市，如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为首形成了几个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龙头城市，并围绕这些中心城市形成了专业分工合理、产业层次明显的次级经济区域。而在京津冀经济圈中，明显缺乏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中心或“龙头”城市，这是制约京津冀经济圈经济起飞的根本性因素。在京津冀经济圈中，北京在经济规模、产业层次上都处于领先地位，理应成为这一地区的龙头或经济中心。但事实上北京并未起到龙头的作用，其原因主要与北京过去的产业发展定位有关。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北京在建国后5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逐步发展起资源、能源消耗高的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并在北京市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重化工业从根本上来说并不符合首都资源和环境特点，对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不但使北京市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形成了“路径依赖”，为以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巨大困难；而且导致京津冀产业结构趋同和恶性竞争，如：在相当一段时期中，京津冀争资源（水资源、土地、矿产资源等）、争项目、争人才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在这一地区不能形成一两个特色鲜明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次级经济区域，京津冀经济圈的长远发展就无从谈起。

二是京津冀缺乏深层次产业分工与协作。区域经济协作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商品在地区间的流动，二是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三是产业在地区间的转移。其中，商品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协作的初级形式；生产要素流动开始涉及地区间利用生产要素的互补性进行生产协作；产业转移是地区间协作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地区间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合理分工与实质性、深层次协作。京津冀经济区中各省市间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真正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产业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严重，相互间的竞争大于协作，导致地区间协作困难重重。随着北京、天津二市尤其是北京市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京津冀之间的产业分工和产业梯度日趋明显，三方正在由竞争型关系向协作型关系转变，这一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三是京津冀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共享还远远不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是促进区域经济协作与融合的重要途径。而从京津冀来看，三地间无论是在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劳动力、资金等传统要素方面还是在技术、信息、管理方面都存在着共享与流动的巨大障碍。目前京津冀在生产要素市场建设、供求信息沟通、政策支持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二 产业转移是京津冀协作的重点和突破口

在区域经济一体浪潮的推动下，近年来，京津冀逐步认识到只有加强协作、合理分工，其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北京市近年来提出了“首都圈”和京津冀的思路，将其与天津和河北北部地区的协作也纳入北京的发展规划；天津市也提出了一些战略性措施，甚至有专家提出将北京、天津两市合并，以实现京津在本质上的一体化；河北省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两环开放带动战略”，省内有关方面也就如何发挥环京津优势、促进京津冀的经济协作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京津冀的经济协作尚处于摸索阶段，总的来看尚有待实质性、整体性突破。笔者认为，京津冀协作的实质性突破在于三方在产业协作上的进一步加深。

京津冀协作的根本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