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政府行为解释

一般区域经济发展大致上有均衡和非均衡两类理论。非均衡发展以自由主义新古典理论为核心，其基本假设是市场通过自由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发展会自动选择发展区域，不均衡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常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西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从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认识和利用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作为国家或地区的主要稀缺资源，如果要实现各区域及全行业的经济增长，则无法突破资本约束。经济增长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在其初始空间进行，增长极的出现必然因外部效应等因素而使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出现不平衡，所以经济发展只能以一种不平衡达到新的不平衡的方式进行。同时他也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超过扩散效应，致使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但随着极化效应的减弱，扩散效应逐步显现，区域差距有可能会逐步缩小。

均衡发展理论以前苏联生产力布局理论为代表。生产力布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生产力的均衡分布，均衡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缩小区域间的差别，其主要指导原则是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生产力，尽可能均匀地利用和配置全国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各地区的生产相对集中。这一理论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为止，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理论实践的结果。

20世纪50～70年代，随着很多国家区域经济问题的不断出现，区域经济理论开始重视区域均衡增长，广泛研究政府干预和区域政策的问题。如纳克斯认为，要突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贫困恶性循环”，就需要有一个“强政府”，对资本品与消费品之间的比例、创造投资环境及气氛、消除制度性障碍等方面做出有力的选择。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针对日趋严重的区域经济问题，如英国的“萧条工业区”、美国的“大都市病”等，由政府提出区域政策来加以调整。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此书提出著名的中心-外围模式）中认为，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政府为消除因经济增长差距过大而导致的区域差异，必然采取一定的区域政策来促进外围落后地区的发展，从而使中心-外围模式逐步消失，以实现全空间内的经济一体化，各区域经济获得均衡发展，区域差距逐步消除。

应该看到，无论是均衡还是非均衡发展理论，都对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引进，引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争论，即中国区域发展梯度与反梯度发展的争论，这涉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最终非均衡发展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新思路，那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后，更加坚定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此时，中央政府又进一步开放了天津、上海等沿海14个城市。

1988年9月，邓小平第一次将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两个大局”思想，第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第二个大局是指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个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1992年春，邓小平在广东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科学地将我国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思想上升到战略和理论的高度，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