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探讨的外来劳动力问题暂不涉及港澳地区，因为港澳地区就外来劳动力人口而言，珠三角地区和中国内地的人口是不能随便流动到港澳地区的。因此，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仅指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佛山、江门、惠州、肇庆。这也是国内文献中常用的“珠三角”的经济地理定义。

本文外来劳动力人口的概念主要是指统计上的暂住人口概念，这样应用的目的是便于把握总体的外来劳动力人口状况。

一 分析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流动人口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范围不断扩展，主要是由于一系列制度的变化。

（一）计划经济体制对劳动力流动的抑制

改革之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相应形成了阻碍劳动力城乡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造成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扭曲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使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相应的发展阶段。对于城乡间和区域间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来说，传统体制形成了两重障碍：第一，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弱；第二，计划配置劳动力的体制为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区域间的转移设置了牢固的樊篱。

（二）改革后的制度变迁是劳动力流动的前提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城市化也以双轨制的方式进行。在计划轨道内，城市化速度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其规模并不足以矫正扭曲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因而计划外的迁移和流动成为必要的补充。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以国有经济和城市集体经济为典型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之外，生长出一个新生经济部门。后者包括城乡个体私人经济、三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封闭的经济体制和城乡隔绝的经济社会结构及与其相适应的体制性壁垒被打破之后，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或者被排除，或者被打开一个缺口。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流动的前提和条件。

具体而言，对劳动力流动影响较大的制度变革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价格制度和局部的户籍制度改革。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打破了人民公社“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旧体制，确立了农户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生产经营自主权、收益分配权，土地生产率迅速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继而使农民获得了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两大前提，即基本农产品剩余和资金剩余。这使得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有了可能性。

其次，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和放开粮食价格、粮食市场以及取消城市粮食供给制度，使阻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的另一个屏障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跨区域流动有了生存和维持生机的基本保证。

再次，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使我国长期以来公民严格区分为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的户籍制度被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同时城市经济体制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也为接纳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方便条件和大量的就业空间。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又一重要的基础条件。

（三）劳动力流动的内在原因

如果说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是体制变革和政策导向起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新时期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引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根本动因。

（1）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且逐年增长势头不减，相反，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就业压力。

（2）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原有的农民收入增长机制失去功效，广大农民急需开拓新的渠道增加收入。一方面，原始的农民增加收入主渠道即随着农业生产增长而增加农民收入的渠道逐渐狭窄。尽管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很大，但抵不住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仍在不断加大，使农民务农的比较效益低下，以至于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减收现象比较普遍，使农民不得不开拓新的收入渠道。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业劳动力的主渠道，其功效也逐渐削弱。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为了提高其竞争实力，原来意义上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得不以人才、技术、设备优势取而代之。近几年出现的强劲的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意味着其容纳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