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和各省市都已进入“十一五”规划的编制阶段，地方上关于文化建设、文化战略、文化产业规划的工作也开始多起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轮研究、制定文化性规划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个别大城市搞了“文化战略”，到2000年左右出现了十几个省市的“文化发展建设纲要”或“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文件。这些文件一般涉及五年的部署，有明显的行政工作痕迹，但开始使用文化产业概念。现阶段的区域性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浪潮，应该比上一轮有所突破，更符合区域文化发展规律，对文化建设实践更具有的引导性。

要有较长期、较全面、较准确的战略规划，首先要关注客观文化消费需求的“前提”，确立提供文化形象效果、创造文化生产力和吸纳文化消费力的“目的”，最后填充适应和满足前提、支撑和保障目的的“要素”。背离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文化资源，是暂不列入规划价值的资源，若将此类资源纳入文化建设规划，除了作为博物馆艺术、文物性保护的项目，会是浪费型盲动。因此，在大力发展文化、寻找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效仿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将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作为重要替代模式和替代产业的时候，制定、实施文化发展战略规划，要关注前提、目的与要素是否有其必要性。

一 主观产物的战略规划必须以客观文化需求为基础

客观需求和消费力是事业、产业、市场的长久动力与第一资源。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同样受此规律制约，它应建立在真实的需求和可能构成规模化文化消费能力的基础之上。研究文化需求和消费力，对于不同地域，一般主要把握四大方面。

1.实际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经济学已经证实，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之后，恩格尔系数开始与文化消费成反比：前者下降，后者上升。它表明形成规模的文化消费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经济阶段后的产物，总体文化消费力是文化建设发展的大背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文化消费增速大幅超过社会家庭其他消费增速，将呈现爆发值。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3年中国城乡人均GDP超过1090美元，恩格尔系数降为44%。有专家推算文化消费应占到个人消费的18%，全国文化消费总量当为10900亿元人民币，实际2003年全国文化消费总量为5800亿元。^[1]这是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决策基础。

每个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不平衡，至少特大型城市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如北京市，2002年全市GDP已达313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为3355美元；2003年全市实现GDP为3600亿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接近30%，包括旅游在内的家庭文化消费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下限迈进，已接近消费总量的30%。正是有如此的文化消费力，才能出现“大卫·科波菲尔”魔术在首都体育馆连演8场的盛况，创单项节目5000万元票房的纪录；才能出现占全国面积1‰、人口1%的北京，电影票房超过全国总量10%的文化消费现象。

在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北京城区从古至今一直可以划成不止三个档次。如核心四城区中的宣武区，2003年区财政收入19亿元，人均GDP为4330美元，东城区财政收入30.38亿元，人均GDP为6280美元；反映在个人、家庭、集团文化消费上，其门类、层次、总量等也有诸多不同。东城区比起包含大面积城郊土地的朝阳、海淀两区，在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方面又有很大差别。所以各区近年来的文化发展路子就很不一样。经济发展水平激发不同的文化消费需求，又产生不同的文化建设积极性和实力。

2.区域地位和历史背景

文化建设的重点主要在城市；地理和历史又使城市呈现不同的类型和功能。既有政治型城市（日内瓦、布鲁塞尔等）、经济型城市（苏黎世、沈阳等）、交通型城市（新加坡、郑州等）、文化型城市（威尼斯、戛纳等）、宗教型城市（耶路撒冷、麦加等）、综合型城市（纽约、上海等）的划分；又有城市、地域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国际中心城市的分野。首都城市有政治中心的地位，有些还具有国家文化中心、经济中心的属性，少数历史和文化特点突出者还是高知名度的国际性中心城市。地域的历史、背景、地位差异，造成吸引外部文化兴趣、消费、投资的差异，而后者是增加区域收入和实力的主要因素。

以两大文化产业——会展和旅游为例。一方面国内许多大城市面临发展会展产业的高昂热情和“有会展无经济”的尴尬，一方面又有北京、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