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广东省作协启动了新一轮专业作家体制的改革，不再对签约作家发放创作津贴和出版津贴。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传统专业作家体制，在广东率先被打破了。广东省作协的这一轮改革由于触动了作协体制最为敏感的神经，因而引起了业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作协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对签约制的再认识。

一 专业作家制度的渊源和弊端

专业作家最初称“驻会作家”，是按照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模式设立的。驻会作家制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丁玲、艾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一批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投身革命军队的熔炉中从事创作。他们当时的身份主要是革命军人，职务待遇一律为军队级别和供给制，并延续到解放初。1953年，中国作协（原为文协）在编制中设立“驻会作家”，其目的是为了使进入和平时期的部队和党内的文学工作者，保留其原有的级别和生活待遇。周立波、罗烽、白朗、舒群、康濯、马烽、西戎等一批来自解放区的党内作家成为最早的专业作家。1958年，在文学界深入生活的热潮中，驻会作家全部下到基层工作，一直到“文革”开始。“文革”期间，全国文联、作协组织系统全部被“砸烂”，作家纷纷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绝大多数被迫停止发表文学作品，这段时间各地作协都没有再实行驻会作家制度。直到80年代初，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才恢复专业作家编制，王蒙、陆文夫、蒋子龙、陈建功、冯骥才、张洁等人成为驻会作家的代表。到上个世纪末期，属全国和省级作协机关管理的专业作家共239人，占全国作协会员总数的4.4%。其中各省共有专业作家233名。有些省市驻会作家人数还比较多，如江苏有15人，上海有10人，辽宁有8人，湖北省、武汉市各有10人。

我国作协实行的专业作家制度当时能使一些作家解除后顾之忧，按照党的文艺路线潜心从事创作；文坛也因此涌现出了《三里湾》、《山乡巨变》等反映农业合作化的著名长篇小说。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制度易于产生惰性，束缚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降低了作家文学创作的活力，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一些地方由于长期不能落实驻会作家按年龄正常退休的制度，使驻会成为“终身制”。而考核的松懈，使得驻会制对驻会作家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对长时间不写作或不发表任何作品的作家也不能解除“驻会关系”，驻会变成纯粹的“养”。

二 国内作协专业作家制度改革情况

鉴于这种种原因，从8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天津、江苏等地对专业作家制度展开了尝试进行改革，合同制、聘任制、签约制等各种改革措施陆续推行。专业作家终身制由此被打破，国内文坛开始迸发出新的活力。

在各地改革中，北京是较早推行合同制的地区，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从1986年起，北京作协就实行合同制作家管理办法，每期2～3年，名额6～10人，逐年招聘。被聘任作家每年需在省以上出版单位出版15万字纯文学作品。合同制作家编制待遇仍在原单位，作协发生活补贴。补贴分生活补贴和创作补贴两种。生活补贴是每月1000元，创作补贴是他们出去采风、体验生活的费用，最多5000元一次，一般为2000～3000元。另外，作协还给作家颁发创作奖，金额平均为3000元。2000年以来，北京聘任了由21名作家组成的第七届合同制签约作家，包括张承志、毕淑敏、刘庆邦、徐坤、赵凝、丁天、王芫等。根据作家们不同的创作需要和工作属地，北京作协采取了灵活的签约方式，包括专职合同、兼职合同、返聘合同、长期合同、选题合同、驻会合同等六种方式。在这些方式中，签订专职合同的共有10人，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种。根据合同规定，在合同期间，北京作协发给生活补贴，不分等级，每人每月1000元。在改革中，北京作协仅对史铁生采用了类似于传统驻会作家制度的“长期合同”方式，从1986年起一直聘任，作协每月发给生活补贴，从2000年起每月为500元，另外帮助他解决肾透析医疗费，创作上不附加任何要求。第七届合同制作家在合同期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包括出版长篇小说37部，发表中篇小说80余部，各类作品结集出书50余种。其中大量作品被各种选刊转载，28部作品获得国家部委级和北京的重要文学奖项。2003年，在12位签约作家合同到期之时，北京作协将12位作家合同期内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