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的江浙，曾经是民族民主革命思潮最为鼓荡发达的地区，是辛亥革命在国内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当年江浙的爱国人士，因此自豪地把桑梓之地称为“中国文明之制造厂”或“文明之中心点”。但是，江浙毕竟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是“先为外人之根据地以困我全中国之同胞者也”，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在这里保持着强力的统治。所以上述人士又曾愤怒谴责江浙地区是“中国不适于天演之弊害之制造厂”。^[1]先进的社会因素与反动的黑暗势力在这里对峙，历史的现象充满着自我矛盾：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和临时政府建立，既是辛亥革命高涨的顶点，又是转向全面妥协与失败的起点。江浙地区的政治活动分子曾经把临时大总统的桂冠奉献给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然而几乎在同时，他们又迫使同盟会的领导人把权力移交给袁世凯。这些奇特现象的出现，不应归咎于某些个人品德的缺陷所导致的背信弃义，而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那个经济结构和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矛盾性格使然。因此，本文试图对江浙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侧重从社会背景的角度做若干剖析。

一

首先需要考察一下辛亥革命时期江浙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看看当地的资产阶级究竟具有多大经济实力。

从1895～1913年，全国历年设立厂矿共549个，资本共120288000元。其中上海为83个，杭州13个，无锡12个，三地合共108个，即占在此期间全国设立厂矿总数的1/5弱。如果从资本额来加以考察，则上海为23879000元，杭州为1552000元，无锡为1422000元，三地合共26853000元，即占在此期间全国设立厂矿资本总额的1/4强^[2]。

1911年，全国华商纱厂纱锭总数为497448枚。其中仅上海一地，即有165696枚，占全国总锭数的33.3%。如果再加上南通40700枚，无锡16172枚，则三地共222568枚，占全国总锭数的44.8%^[3]。

从1895～1910年，全国华商纺织厂共19家，资本共10454000元。其中江浙有16家，资本共8415000元，占全国华商纺织厂资本总额的80%以上^[4]。

从1895～1913年，全国华商缫丝厂共97家，资本总共11584000元。其中江浙有40家，资本共10137000元，占全国资本总额将近90%^[5]。

如果从对外贸易来看江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优势，则情况更为明显。从1901～1903年，仅上海一港即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53.1%；1909～1911年间比重虽有所降低，但仍占44.2%^[6]。与此相关连的则是江浙内河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从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到1912年中华新裕恒记内河轮船有限公司的建立，全国历年设立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轮船公司有30家，资本额可稽考者约1600万元。其中江浙有12家，资本额可稽考者约260万元，约占全国可稽考之资本总额的1/8^[7]。

但实际上，江浙一带资本不满5万元的小轮船公司为数更多，也有若干小公司由于业务发达资本逐渐超过5万元，但没有呈报或未经列入上述统计者。例如，据江苏留日学生调查，1901年开始经营沪、苏、杭、镇之间航运的利用轮船公司，到1902年资本即已增至4万两，拥有轮船11只（内租借8只）。此外还有泰昌、升和、萃顺昌、老公茂、华胜、申昌、丰和、永吉祥等小轮船公司，资本从5000两到两3万两不等^[8]。浙江经营内河航运的小公司，也有王升记、永顺、裕顺、永安、永益利（由永公、美益、利润3家合并组成）等^[9]。当时江浙铁道实际通车的线路还为数不多，所以内河航运的兴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由于清末统计工作的极端落后，手工业和农业方面都缺乏起码的数字可资比较^[10]，但就凭上述那些不甚准确且很不完整的统计数字，已足以说明江浙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发展以及它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与此相伴随的是，江浙地区已经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而其中有一批人的经济实力更为当时中外人士所瞩目。

声名最为显赫的首先要数南通状元张謇。他从1899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到1911年为止，直接创办与参加投资的企业已经达到27个，资本额（累计）总共45544000元，范围包括纺纱、面粉、榨油、垦牧、轮船、肥皂、盐业、渔业、瓷业、电灯等等，地区则从南通延伸到崇明、徐州、海州、镇江、上海、吴淞、景德镇，甚至还一度打算楔入武汉^[11]。

其次为浙江慈溪人严信厚，到1911年为止，他创办或参与投资的企业，包括银号、轧花、药房、纺纱、煤矿、垦务、造纸